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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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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如孟子所說的,胸中有一團浩然之氣。

    相形之下,見得讀書人的尊貴,就算他們是矯情鎮物,也是涵養功深,遠非袁世凱所及。

     不過,這一番張皇,亦有收獲,至少可以證明,大權在握的載沣不為已甚,不但性命可保,甚至也不會象翁同龢那樣,已經被逐,複有交地方官編管的嚴譴。

    因此,見風使舵慣了的一班人,覺得稍稍親近,亦不自妨,錫拉胡同的袁宅,固不可複見臣門如市的盛況,卻不似奉嚴旨那天那樣的凄涼了。

     計劃當然改變了,袁克定留京供職,袁克文奉父侍母,全眷回河南。

    來話别的人,絡繹不絕,最使得袁世凱感動的,自然是張之洞。

     大開中門,迎到廳上,請張之洞升了炕,袁世凱命長子率領諸弟,一字排開,磕下頭去。

    口不言謝,而意在叩謝張之洞保全的深恩,是很顯然的。

     “不敢當,不敢當!”張之洞欠身虛扶一扶,等袁家弟兄站起身來,他隻跟袁克文說話:“豹岑近來看的什麼書啊?” 袁克文絕頂聰明而學無專長,最近在看吳大澂、葉昌熾為潘祖蔭捉刀的、有關碑帖的著作,知道張之洞很讨厭這些玩藝,所以答說:“在讀杜詩!” “你是第幾遍讀?” “第三遍。

    ” “不夠,不夠!” 于是張之洞由杜詩談到“盛唐”、“晚唐”,再由唐詩談到宋詞,滔滔不絕,一談便是半個鐘頭,不容人張嘴。

    好不容易才讓袁世凱插進一句話去:“中堂就請在舍間便飯。

    ” “不,不!”張之洞說:“琴軒約了我談事,我該去了。

    ” “中堂這麼說,我可不敢再留。

    ”袁世凱說:“如果是前幾天,我把那中堂請了來,也是一樣。

    ” “如果是前幾天,我就拉你一起去擾琴軒了。

    ”張之洞面現悽惶:“慰庭,你這一走,就該輪到我了。

    ” “那是決不會有的事。

    中堂四朝老臣,又蒙孝欽顯皇後特達之知,國家柱石,攝政王極敬重中堂的,聽說曾跟中堂虛心請教,如此批折,足見是以師禮待中堂。

    ” “我請攝政王多看看‘雍正朱批谕旨’。

    ”張之洞欲言而又止地,終于搖搖頭說:“‘南人不相宋家傳’,南人亦可哀也已!”說完,踱着方步往外走。

     袁世凱帶着他的兒子送到停在廳前的轎子邊,看他上轎擡走,方始轉回身來,一面走,一面問:“南皮剛才念的那句詩,我沒有聽清楚。

    ” “‘南人不相宋家傳’。

    ”袁克文答說:“仿佛是南皮自己做的一首詩。

    ” “你倒找來我看看。

    ”袁世凱說:“何以南人可哀。

    ” ※※※ 雖說全眷回籍,其實還是袁世凱先走,家眷随後出京。

    因為奉旨回籍,向例隻比充軍稍微寬一點。

    充軍是旨下即行,出城找個地方暫住,再備行裝,奉旨回籍雖不必這樣急如星火,但亦未便多作逗留。

     路局授瞿鴻玑之例,為袁世凱挂了花車,可是送行的場面,卻不能相比。

    瞿鴻玑有一班翰林、禦史的門生,捧老師的場,朝官亦知他的被逐回籍,隻是一時不自檢點,驟失簾眷,被禍到此為止,決不會有何株連,且很可能還有複起之日,不妨留個将來京華重見的餘地,所以亦都衣冠送行。

     而袁世凱不同。

    私宅緻意,還不甚要緊,公然車站送行,顧慮甚多,亦因為袁世凱的仇人太多。

    因此上車之時,情景凄涼,除了家人至戚之外,隻得兩個僚友送行。

     一個是學部侍郎嚴修。

    他在北洋為袁世凱專管學務,由此而得循資晉升為學部侍郎。

    就私誼而論,對袁世凱自不無知己之感,所以前幾天特為袁世凱打抱不平,抗疏相争,說“進退大臣,應請明示功罪,不宜輕加斥棄。

    ”其功當然不必再談,其罪又何可明言?攝政王看的這個折子,唯有把它“淹”了。

    而嚴修因其言不用,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已在考慮告病辭官。

     另一個是楊度,現在以四品京堂派在憲政編查館行走,九年立憲,細列按年應辦事項的“清單”,就出于他的手筆。

    此人如在戰國,早已肘懸鬥大金印,無奈他得識袁世凱時,已無開府北洋的風光。

    不過以他策土的眼光來看,可成大事者,始終隻有一個袁世凱。

     這天特地來送行,一則有傾心結交之意,再則亦有自高聲價的作用,“世人皆欲殺,我意獨憐才。

    ”他之來送袁世凱,若能予人以這樣的印象,便是絕大的收獲。

     嚴修一上了花車就表示,要送到保定,楊度自然追陪。

    袁世凱卻大為不安,“兩位厚愛,我自然感激。

    不過流言甚多,連我都被中傷了。

    ”他很懇切地說:“兩位請吧!” “聚久别速,後會又不知在什麼時候,趁此機會,多談一談!” “别自有說,禍不足懼!”楊度接着嚴修的話說。

     袁世凱知道他“别自有說”是由于梁啟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所以立憲派的中堅分子,不管是到京請願,或者著書立說,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應。

    所以他敢大言:“禍不足懼!”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憲派嗎?襄贊其事,很出了些力,也發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善耆受了康梁的影響,處處跟自己作對。

    同樣是立憲派,何可有兩種絕然不同的待遇? 袁世凱由這一點聯想到大行皇帝的哀诏初頒時,康有為竟發通電,指他“弑君”,益覺不平。

    于是徐徐說道:“立憲的呼聲,高唱入雲,這是千秋萬世的一件大事,我袁某人幸參末議,對曆史是交代得過的。

    我之被禍,未嘗不由改革官制,設憲政編查館而來,不過清夜扪心,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

    張四先生跟我交誼不終,通國皆知,而自朝廷宣布立憲,他寫信給我,說‘昔日之窺公,固不足盡公之量’。

    二十年不解的誤會,一旦渙然,實在是我平生的快事!” 這是指張謇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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