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滿了水，雖然當時運河這一段隻有百米。
接下來，有人來論證造海的不可能性，或至少論證，開鑿運河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經驗證發現，自加貝斯脊狀隆起至最前面的凹地的土壤質地那麼柔軟，以至測杆有時隻靠自身重量就可以向下。
再接下去，就是對工程的诽謗者提出的最令人氣憤的預測：
極平坦的鹽湖畔很快就會變成沼澤，有多少沼澤就有多少瘟疫的溫床在這個區域傳播疾病。
強勁的風不會像計劃的炮制者想的那樣從南方吹來，而是從北方吹來。
由新海蒸氣形成的雨水并不落在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的廣大農村，而是白白丢在大沙漠茫茫沙原上。
在宿命論居統治地位的地區和年代裡，這些批評是呼喚宿命論思想的出發點，這樣的結局，使當時所有生活在突尼斯的人仍然記憶猶新。
魯代爾指揮官的方案勾起一些人的想象，也激發起一些人思考的熱情。
在這些人中，德-來塞普斯先生一直把此事挂在心上，直到開鑿巴拿馬地峽，才使他放下這件心事。
所有這一切，對這個地區遊牧的或定居的土著人的想象力是有影響的，雖然這種影響相對說來比較小，他們看到整個阿爾及利亞南部處在歐洲人的統治下，看到他們的安全、他們的不義之财、他們的獨立的結束。
大海的入侵撓亂了他們的平靜，數百年的極端統治完蛋了。
因此，在部落中引起一種沉悶的蚤動，他們擔心觸及他們的特權，至少是他們已經到手的特權。
就在此時，與其說虛弱的魯代爾上尉被疾病壓垮了，不如說被失望壓垮了。
他夢寐以求的事業被擱置起來，在美國人贖回巴拿馬運河幾年之後，1904年，一些外國工程師和資本家重新采用魯代爾的方案，并建立一個協會，以法國海外公司的名義，着手安排開工，并盡快使工程完成，這一方面是造福突尼斯，反過來也是為了阿爾及利亞的繁榮。
深入撒哈拉的想法擺在許多人面前，從這個意義上說，發生在阿爾及利亞西部奧拉尼的運動，随着人們對放棄了的魯代爾方案的遺忘而更加擴大。
在菲吉克綠洲，國家鐵路已超過貝尼烏尼夫，并成為橫貫撒哈拉運動的領頭者。
德沙雷繼續說：“我在這裡并不想追溯過去人們對該公司的活動能力和它所從事的這項巨大工程所作的欠思考的冒昧評論。
衆所周知，該公司對這塊非常遼闊的領地有影響，對它們而言，成功是毫無疑義的，公司什麼都要躁心，特别是在鹽湖以北該公司作為固定沙丘任務而交付的森林工程的效益，這一工程借助在法國荒野應用的抗海水抗風沙雙重侵害的保護海岸的方法。
也就是說，在實現它的計劃之前，他似乎認為必須保住城市或建造城市，就像綠洲一樣不受未來大海（肯定不是一個平靜的湖）的侵襲，必須事先對大海的侵襲加以提防。
“與此同時，整個水利工程系統必須治理可飲水的河流。
難道不應該避免傷害當地人的習慣和利益嗎？成功應該付出這個代價。
難道不應該建一些港口，迅速地組織起沿海航行直接獲取利益，而不去挖運河？
“為了這些在各處同時展開的行動，一些工人居民點，一些臨時的城市，可以說在昨天還近乎荒涼的地方一下子建立起來了。
遊牧民們，雖然多半奮起反抗，還是被衆多工人制止住了。
工程技術人員全力以赴，他們的科學知識并不使大多數受他們指揮的人産生厭倦，他們對工程師們無限信任。
在這個時期，突尼斯南部開始變成一個真正工作繁忙的、不為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