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澤霖
著名俄國作家紮米亞京在1921年出版了“反烏托邦三部曲”的奠基之作《我們》，然而自作品發表以來，它一直沒有受到客觀公正的評價。
為了理解這部小說的奇特命運和曆史價值，我想談談小說産生的曆史背景和思想藝術特色的一些側面。
一、《我們》是在烏托邦文學樣式中，對俄羅斯民族傳統社會思考的延續和深化。
烏托邦小說，作為自古以來預想和思考未來社會的一種文學形式，在近代社會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在16——19世紀有近千種之多，20世紀上半葉就有三百餘種。
而其中反烏托邦小說，作為對社會理想的批判思考形式，尤其在工業化最早的英國得到了蓬勃的發展，表現出現代人面對工業化社會的美好理想和現實弊病之間矛盾反差的反思。
而俄國烏托邦小說的特點，則在于它更着眼于思考俄國民族最迫切的社會問題，對未來社會的理想常常是以夢境的形式來表現的［比如從蘇馬羅科夫的《幸福社會之夢》（1759），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中維拉的夢］。
這不僅是為了對付俄國嚴格的書報審查制度，而且也由于俄國殘酷的社會現實和理想之間存在着太深的斷裂。
而俄國的第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奧托耶夫斯基的《無名城》寫于1839年，它反映了俄國人在步入資本主義社會門檻時已經開始對未來建立在功利主義之上的唯利是圖的社會進行批判性思考。
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初年的一些反烏托邦小說，如H.Д.費德羅夫的《2217年的一個夜晚》（1906）和B.Я.勃留索夫的《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國》（1907），都尖銳地提到了現代工業文明和自然、人性的沖突。
其中甚至從情節上都有可供紮米亞京的《我們》借鑒之處。
《2217年的一個夜晚》中的城市是罩在透明罩子裡的，馬路上滾動着“自動行走帶”。
每一個人的肩上都縫着自己的“工作号”（但是相互間還有稱謂，《我們》中則沒有了），這裡也取消了婚姻，“千人長”逼迫人去報名“為社會服務”——就是去和一個象征統治者的卡爾波夫博士過夜。
一個叛逆者巴維爾向往着農夫的生活，他認識到現在人人溫飽的生活中“所有人都是奴隸”，“可怕的沒有意義的‘多數’像石頭一樣壓制着一切自由的運動”。
他想“扼死這些沒有靈魂的人們”。
《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國》裡的故事同樣發生在罩着玻璃罩子的城市裡，這裡有高度發展的科技，有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卻在民主的幌子下實行着專家的專制統治，這裡的人們住着同樣的房子，穿着同樣的衣服，在同一時間吃同樣的飯食。
這裡同樣有嚴格的書報審查制度，以防反對“蘇維埃”（假想的當時的政府）專政的言論發表。
結果，這個城市裡的人們都患上了一種“矛盾綜合征”：想的是一樣，說的是另一樣，這個病症終于使這個城市很快毀滅了。
這些反烏托邦文學情節的共同特點就是：人與大自然的隔裂，高度發展的工業化社會，科技文明的發達，高度的統一性壓抑了人的個性，而富足是以喪失個性自由為代價的。
在十月革命前（1916——1917）目睹了英國工業化社會種種弊端的紮米亞京寫作《我們》，實際上是繼續着他在寫作《島民》（1917）時期已經開始的思考，同時也是繼續着俄國人傳統的反烏托邦思考。
當然，作為一個20世紀的思想先行者，他的思考範圍絕不僅僅是蘇聯社會，而是在警惕地、批判性地審視着整個人類的現代化社會發展走向。
紮米亞京1932年對《我們》的主題這樣解釋：“目光短淺的評論家在這部作品中隻看到政治諷刺，這當然是不對的。
這部小說是一個危險性的信号，預告人和人類社會會受到無論是機器還是國家過大權力的威脅。
”
《我們》寫成于1921年。
蘇聯在20世紀20——30年代之後愈演愈烈的社會弊症當時還在萌芽狀态。
與其說紮米亞京是在诽謗蘇聯社會，不如說是表明他由于對現代社會初見端倪的弊症的尖銳目力和思想預見力，對之後幾十年可怕後果的不幸而言中。
二、同時，《我們》又是針對十月革命初年的空想社會思潮而發的。
國内外有一些學者常常援引紮米亞京對小說的解釋，試圖為之“說情”：《我們》不是針對蘇聯的。
但是，應該看到，《我們》又确實是對十月革命初年，特别是對軍事共産主義時期社會思想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社會烏托邦思想的一種反應。
小說并沒有去過多地展示科技進步對人類造成的“威脅”，而是把工業化和集權化絕對地聯系起來（這在對比另一部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美妙的新世界》時格外明顯）。
小說思考的是關于自由和幸福的關系、人的個性權利和暴力、極權的矛盾問題。
所以也可以說，在俄國長期專制制度的背景下，紮米亞京進行的首先是對民族命運的具體思考。
十月革命後，蘇聯推行的軍事共産主義，以超經濟的強制、政治上的集權來抵禦國内外的強敵，戰勝國民經濟上的嚴重破壞，從而要求國家權力的高度統一。
而這種由于種種原因而不得不施行的暫時性的抹殺個性、集權化、強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