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班結束不久，《向導》發表在《兵團戰士報》上，雖僅三千餘字，卻也占了一版。
珍惜樹木之内容，與政治無涉。
那時老崔已從别人口中了解到我的家境。
他居然寫信問我家的住址，信中說他經常到哈爾濱開會，可代我探望我老母親。
我因我家太不成個樣子，本不願告訴他，猶豫再三，還是回信告訴了。
而他，每到哈爾濱開會、辦事，但凡時間允許，必會到我家去，總不空手。
當年五六元錢能買到的無非蛋糕、餅幹、罐頭。
但當年的中國人在單位随婚禮的份子錢，五六元錢也是很拿得出手的了！
我心大為不安，去信表達之。
而他的回信中，有幾行字令我沉思良久。
用今天的時髦說法是——受到了震撼。
那幾行字是：“我所滿腔熱忱來做的事，不但是要為兵團培育文學種子，還有更大的心願，便是為中國的将來在兵團保留一批文學種子。
也許你們中有人以後會成為作家的，我老崔此生有緣為你們竭誠服務，盡量愛護你們，我認為是我的榮幸，簡直也可以說是我的幸福……”
第一次有人将我以後的人生同“作家”二字聯系在了一起，盡管隻不過“也許”性地聯系在一起，令我感動得熱淚盈眶。
那時，我母親和我留城的弟弟妹妹，已經将老崔視為一個親人了，正如将林予視為親人。
他倆還在我家見到過，亦随之建立了良好關系。
我離開團報道組成為木材加工廠擡木工後，患了肝炎卻不自知，每覺擡大木時腳下打晃，意志極為消沉，給老崔寫信表示，打算離開兵團幹脆回山東老家插隊算了。
他回了一封電報，電文是——萬萬不可，給我時間，容我想辦法。
以後三四個月再無來信，我一度以為他的電報隻不過是敷衍。
忽一日團政治部的電話打到連部，要我去會客。
我到後，見老崔坐在政治部副主任辦公室裡，居然穿一身領章帽徽的軍裝！
老崔說：“剛才我表明态度了，你們團如果并不愛護你，我要将你調走。
”
政治部副主任說：“我也表明态度了，一定盡量關照你。
你有什麼要求，以後可以直接向我提出。
”
他來去匆匆，當日便走。
我送他到長途車站時，他說：“專為你來到一團的。
”
我問：“也是專為我借了一套軍裝？”
他說：“否則，我一名幹事，誰把我當回事呢？”
相視依依不舍之際，他又說：“你如果真想調到别的團，決定了就寫信告訴我。
”
我明白那是他的最大能力了。
木材加工廠的男知青們都挺高看我，在哪裡還不一樣呢？我珍惜他們對我的厚愛，反而又安心了。
我上大學後，老崔之喜悅過我，在寫給我的信中，諄諄告誡，囑我要學會政治方面的自我保護。
并作詞一首，題曰——“欣聞曉聲錄取于複旦，夜不能寐”。
又忽一日，他出現在我面前。
擁抱都屬情不自禁。
我問：“該不會是為我來到上海的吧？”
他說：“還真是因為想念你了，出差理由那是好編的。
”
他的上海之行果無正事，卻極其關心我的個人問題，非要我認識一位同是兵團的女知青，在上海外國語學院讀英語，極言對方品貌俱佳，畢業後是要定向分配到外交部的。
我拗他不過，與他同去了一次外國語學院，對方果如其言。
但我無心談情說愛，更不敢高攀，自行地止于“一”了。
我分配到北京電影制片廠後，他也借出差之便到北影看我，偏不住北影招待所，而要睡我設在辦公室的床。
白天他忙他的，我忙我的。
晚上每在我家吃飯，那時我老母親住在我那兒，一見到他就親熱地拉着他的手直呼“長勇”，與他聊起來沒夠——竟也使他很享受。
我陪他在辦公室聊天時曾說：“我相信自己會成為好編輯的。
”
他卻說：“你還是要寫啊，不該僅僅成為好編輯吧？”
希冀之情，溢于言表。
那時，我除了《兵團戰報》發的《向導》，尚再沒寫過什麼。
他的話竟使我如芒在背。
兵團已經取消；絕大多數知青陸續返城；當年的文藝處翻過了曆史一頁；老崔成了農場總局的教育處副處長。
他躊躇滿志，像當年口必言文藝那般口必言教育。
然而我還是看出來了，他内心深處存在着巨大的孤寂和失落，盡管時刻在我面前加以掩飾。
我勸慰他：由幹事而副處長了，終究是值得高興的事。
他卻說：當幹事時隻知幹事，幹得愉快。
而一成為副處長，忽然覺得身在官場了，不适應，不愉快也多了……
我問：有什麼不适應的呢？
他苦笑道：你不懂的，不跟你聊那些。
……
幾年後，我由編輯而兼是作家了，卻傳來他下海經商的消息。
實際上，農場總局的人曾告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