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醫生，某日一旦被戴上“大權威”“小權威”的紙糊高帽，挂上“業務白專人物”的牌子遊街示衆，那就等于做廣告，全城家喻戶曉了。
于是從醫院到家裡，一撥一撥的人點名道姓，非要被遊鬥過的他們診病治病不可。
老百姓才不傻呢，心裡明鏡似的，知道在什麼情況下應該毫不猶豫地選擇什麼人指望什麼人拯救自己。
包括白天批過“權威”鬥過“權威”的“造反派”甚至“專案組”的人，晚上也會帶着自己患了疑難病症的至愛親朋，隐至“權威”的家裡，請求他們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救死扶傷，發揚革命的人道主義”。
或用小汽車将“權威”們悄悄接到自己家裡……
在這一點上木匠和醫生相比差不多是同等的幸運。
當年中國人對一個理想的“家”的設計和要求，是以“腿兒”作标準的。
寫字台四條腿兒，大立櫃四條腿兒，一組沙發十二條腿兒……據說，應有盡有，添置齊全了，大約“四十六條腿兒”。
當然，這是一流标準，權勢者的标準，是處以上幹部們的家的起碼水平，是科長們追求和向往之的家的水平，是老百姓們夢寐以求的水平。
一對兒戀人打算登記結婚了，女方每每問男方——預備下多少條“腿兒”了？倘“腿兒”的數量太少，女方是要噘嘴兒，甚至是要掉眼淚要犯急的。
那麼婚期就得往後拖。
當年哈爾濱的小夥子結婚前，主要是為“腿兒”的多少而操心上火，而大傷腦筋，而四處奔忙。
一間新房，怎麼也得有二十幾條“腿兒”牢立在地，才能向新娘交代得過去。
才能将新娘高高興興地迎入。
“革命”耽誤了中國科技的發展，耽誤了中國生産的發展，卻從沒耽誤過中國的男人和女人結婚。
老百姓身上的衣服，總是要補的，總是要換的。
老百姓家裡的家具，總是要修的，總是要更新的。
衣服到處都有賣的，全市卻僅有兩處家具店。
而且買家具是要憑票的。
當年的一級工月薪二十四元，二級工三十六元，三級工四十二元。
當年四十歲以下的中國人，能升到三級工的是極少數。
籌備結婚的年輕人，月薪普遍在二十四元。
僅夠買一張寫字台的一條腿兒。
所以，打算結婚的年輕人，打算添置新家具的人家，即使是處長之家局長之家，一般也都得千方百計備下些木料，請木匠師傅給做。
被家具廠的“造反派”們“掃地出門”的“木工王”，身價不跌，反而倍增。
在人們的廣泛的需求意識中，仍是木工行業的“無冕之王”。
主動上門央求做家具的人們不計其數。
工期排得滿滿的，天天做也做不完。
相求的人們，除了付工錢，照例還得要送份兒禮。
八級木工的月薪是八十八元。
“木工王”反而因為被妒得福，每月收入都在二百元以上。
連家具廠的“造反派”們，更有權勢的“造反派”們也免不了有求他的時候。
既求他，當然就得庇護着他點。
家具廠的“造反派”們，盡管對他妒上加妒，卻奈何不得他。
他忙不過來，就要兒子做幫手，指導兒子學起木工來。
所以我的“戰友”在下鄉前就是一名好木工了。
正所謂名師出高徒。
他下鄉不久，主動要求調到了木工班。
一年後，手藝超群顯示，将連裡一些從未受過指導的濫竽充數的木匠的手藝全比下去了。
于是聲名大噪。
老職工、老戰士、知青們都紛紛求他做各式各樣的桌子，各式各樣的櫃子，各式各樣的箱子。
他從不收錢。
收錢性質就變了。
他很明智，恪守着不收錢的原則，以業餘時間幫人忙播種人情。
人緣廣泛，口碑甚佳。
有一年團政委到我們連“蹲點”，先是發現我們連的知青幾乎人人都有木箱，而且工藝都是那麼細緻，漆色也塗得那麼棒。
接着發現許多老戰士老職工家裡的桌子櫃子，都是嶄新的，樣式又都那麼美觀，大為驚詫。
于是召開現場會，嚴厲批判用公家木料做私人家具的不良現象。
批判了一通之後，對姚倫的木工手藝，卻又贊不絕口。
說想不到知青中會存在手藝如此高超的木工巧匠！說可惜知青中沒有八級。
若有，一定特批姚倫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