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和十五六年前一樣的讨論。
為什麼是料想不到的呢？因我以為，在其後的十五六年間，許多中國人，必定和我一樣，對于人性及人道原則，早已做了相應的反省——看來我估計錯了。
果而如此，我的“補白”，也就不算多餘的話了。
首先我要聲明——我的文章，并非是為又一部美國大片所做的廣告，具體關于《拯救大兵瑞恩》的評價是另一回事。
人性及人道主題在該片中體現得究竟深淺，或極端或偏執，甚至，究竟有無必要從這一主題去談論該片，則屬藝術評論和接受美學的範疇。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衆說紛纭，殊不為怪。
其次我想強調——這一部影片，并不僅僅使我聯想到十五六年前的那一場讨論，還使我聯想到了很多，很多，很多。
即使沒有這一部影片的公映，我也還是打算寫出些文字發表的。
隻不過這部影片的公映，使我打算以後寫的文章提前了。
我聯想到了如下“中國印記”的往事種種：
我的同代人以及我的上代人上上一代人，大約都不得不承認——很長一個時期以來，在我們這個人口衆多的國家，人性及人道主義教育是那麼薄弱，根本不曾形成為什麼“環節”。
一切文藝及文化載體中，稍涉對人性及人道主義的反映，便會被扣上種種政治性質的罪名，遭到口誅筆伐。
而作者也往往從此厄運降臨。
縱觀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間文藝和文學的全貌，幾乎沒能向中國讀者和我們的青少年，提供什麼人性及人道主義的優良營養。
與此相反，階級鬥争的哲學，上升為唯一正确的社會原則。
這也是一種冰冷的理論。
這一理念，一旦在青少年的頭腦中被當成“真理”，當成至高的原則接受，在“文革”中冷酷地予以實踐，便是符合規律的了……
我是哈爾濱人。
哈爾濱這座城市，當年也有養雞的人家養豬的人家。
故我小時候，常聽到孩子們間這樣的呼應聲：
“殺雞啦，快去看呀！”
“殺豬啦，快去看呀！”
圍觀如看戲，饒有興味。
終于有一天我聽到的是：
“殺人啦，快去看呀！”
“文革”前，少年們虐殺小貓小狗之事，我至少見過三四次。
無“戲”可看，他們便自“導”自娛。
他們後來成為“紅衛兵”，其“革命”行徑也就可想而知。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有關部門曾組織各界知識分子讨論《政府工作報告草案》。
我有幸應邀參加。
記得在會上，我提出建議——在進行社會主義政治思想教育的後邊，是否可考慮加上亦進行人性及人道主義教育？
後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确實加上了。
隻不過概念限定為“無産階級的”和“革命的”。
我極感動，亦大欣慰。
大約是1990年或1991年，我受某大學之邀“講座”——談到發生在深圳的一件事——幾十名打工妹，被活活燒死在一玩具廠。
上了鎖的鐵門，阻斷了她們逃生的唯一出口。
講述之際，不免動容。
而我當時收到的一張條子上寫的是——“中國人口太多了，燒死幾十個和計劃生育的意義是一緻的，你何必顯出大發慈悲的樣子？！”
這是冰冷的理念的又一實例。
我針對這個條子，不禁言語嘔嘔。
結束——學生會一男一女兩名學生幹部攔了一輛“面的”送我回家。
途中，那名女學生幹部說：“改革開放總要付出點兒代價。
農村妹嘛，她們要掙錢，就得變成打工妹。
既變成了打工妹，那就得無怨無悔地承受一切命運。
沒必要太同情那些因企圖擺脫貧窮而付出慘重代價的人們。
她們不付出代價，難道還要由别人替她們付出嗎？”
文質彬彬的模樣，溫言款語的口吻——使人沒法兒發脾氣。
甚至也不想與之讨論。
但我當時的感受确實是——“如酷暑之際中寒”。
我說：“司機同志請停車，我不要他們再陪送我了。
”
待我下車後，我聽三十多歲的司機對他們吼：“你們也給我滾下去，小王八蛋！還有點兒人味嗎？”
如此這般的實例，我“遭遇”得太多太多，隻不過由于篇幅的考慮，不能一一道來。
我想，是否便是人救人“值不值得”之讨論的思想前延與後續呢？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救人的問題。
有朋友似乎擔心，否定了他們不救的行為選擇，等于在呼喚多一些人性的同時，剝奪了他們的人性的自由，異化了他們對人性更高層次的理解。
于是，似乎呼喚多一些人性，動機倒變得可疑和有害了。
那害處據說是——有強迫人們變成為“道德工具”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