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的，乃是中國的許多老人、婦女、兒童和青少年！而見死不救的，又大抵是男人！而抱臂旁觀的，也大抵是男人！而明明有能力救，卻要等錢遞到了手裡才肯一救的，還是男人！
請有良知的人們回憶回憶，你聽到的，從報刊上從電視裡了解到的，甚至當時在場目睹到的此類事件，是不是這樣？！
而另一個事實是——在今天，第二次熱衷于讨論救人值得不值得，并且要求社會承認“不救也不可恥”，有權進行“多種選擇”的——據我所知，多數仍是中國的當代男人們！
我真的不知該對此怎樣評說了。
似乎也隻能這樣感想了——明明白白某些中國男人的心。
不久前，在中國的某一城市（姑隐确切市名，否則人家的領導會不高興）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兩名歹徒追殺一名手提拷克箱的男子（大約猜測其箱内有很多現金），那男子逃入一個樓院，不料那樓院并無另一出入口，于是等于自闖入“籠”，無處可逃。
兩名歹徒追殺得他滿院四處逃竄，挨了一刀又挨一刀渾身鮮血淋淋。
其呼救慘叫，耳不忍聽。
時值盛夏，許多人家都将家門緊插了，而一些男人們，則站在各家的窗口、陽台上，吸煙觀看，如看警匪片。
那男人企圖從來路逃去，但那唯一的樓口，早已被街上裡三層外三層的觀看者堵住了（天地良心，觀看者中，确實很少老人、婦女、兒童和青少年，真的多數是所謂大男人！）——他們觀看得投入，竟沒人說一句“我們該給他讓出條逃路”！——我說“耳不忍聽”，是我的想象。
觀看者中，隻怕沒什麼“不忍聽”的。
否則，不就不觀看了，捂雙耳離去了嗎？
結果當然隻有一個——那男子被亂刀砍殺死于血泊之中。
觀看的男人們，卻那麼自覺地，一緻地給兩名殺人的男人閃開了去路——因為他們兇惡、危險，自覺地為他們閃開去路是明智的。
也許還因為——被殺的，已死了；沒第二個将要被殺的了；“戲”已結束，“演員”退場……
而我要舉的另一個例子，是我的中學同學也是我的知青戰友告訴我的。
他叫楊志松，是北京《大衆健康》的主編。
兩個月前，晚7點多鐘，家家吃晚飯的時候——忽聽樓道裡有女人尖聲呼救。
情況不明，實在沒膽量一個人冒險出去。
怎麼辦啊，急得在屋裡團團轉。
充耳不聞，他是做不到的。
他對人性和人道的理解，還沒達到有充耳不聞的“自由”和“權利”的高度，望着妻兒驚悚的表情，他忽然明白了自己起碼應該做些什麼——于是将自家防盜門搖晃得一陣猛響，并且站在防盜門内大吼：“想殺人啊？沒王法了？還不快滾！”
于是樓上樓下都發出搖晃防盜門的響聲……
于是樓上樓下都發出了男人們的吼聲……
借助這一種人性和人道的起碼良知的威勢，他手持木棒第一個跨出了家門……
尚是少年的兒子欲緊随其後，被他喝止在家裡。
其實，在他搖晃防盜門後，在他發出第一聲大吼之後，歹徒已喪膽而逃。
那女人僅被搶去了皮包，受了一刀輕傷。
她報警時說：“幸虧有人搖晃防盜門，有人喊，否則我完了！”有時，救人一命，隻要想救，隻要不理念地選擇“也不可恥”的不救，既不但是完全可以救成的，也是完全可以不必搭上自己性命的。
如果堅持“也不可恥”的不救，并且從“自由”和“權利”的“高度”去強調“也不可恥”，如果這不但僅僅是某些人士，而且逐漸成了大多數中國人，主要指中國男人的理念——那麼，我也隻有從此對這一讨論永遠地沉默了……
至于那女人是什麼樣的女人，值不值得想救她一命的人們搖晃幾下防盜門，發幾聲大吼，很有讨論的必要嗎？
十五六年前張華的死，依我淺薄的頭腦想來，提供給我們讨論的話題意義恐怕更應該是，主要應該是——在具體的情況下，怎樣救人是經驗？怎樣救人是莽勇？而怎樣救人是教訓？蹈了那樣的教訓為什麼不可取？
怎樣救？——值不值得救？在我看來，是兩種根本不同的讨論。
如果我們由張華而進行前一種讨論，我想，包括張華及其親人，都是會多少感到些欣慰的。
而我們中國人，主要指中國的大男人們，究竟是從一種什麼心理出發，一而再地一味地熱衷于後一種讨論呢？值不值得救——這根本不是關于人性和人道的什麼新的理念。
在“文革”中，在幾乎中國的每一座城市，都進行過完完全全一樣性質的讨論。
“我為什麼要救那個我不認識的人呢？他也許是‘黑五類’！”“他也許是‘黑五類’的狗崽子！”隻不過當年還沒發生過伸手要錢的事。
我們當代人，在這一點上，真的像我們自以為的那樣，比“文革”時代的人長進了很多嗎？請更有思想的人士解答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