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日本國衛軍，由海陸空三路奉命緊急向九州島集結。
這是日本戰後最大的一次也是最顯著的一次具有軍事性質的非常行動。
聯合國安理會對此未置可否。
日本通過其代表向安理會遞交的文牍指出——如果對于近二百萬中國人的不邀而至，日本政府不作出必要的反應，乃是對日本國家和人民的失職。
文牍尤其強調——那座浮城實際上已成為廢墟，近二百萬中國人的心理和精神處于瘋狂狀态，對日本的安定之威脅，甚至可以認為等同于任何侵略部隊……
聯合國安理會隻能深表無奈的同情，告誡日本政府，在考慮日本國家安危的同時，盡量顧及人道主義的國際原則而已。
日本國内已然開始騷亂——九州島以及一切沿海港埠市縣的居民，也由海陸空三路，向國土腹地進行逃難式的轉移和遷徙。
機場上，人們争先恐後登上也許是最後架次的飛機，而它卻根本升不了天，因為仍有萬千人雲聚機場，連一米可供飛機滑行的跑道也沒留出。
機場工作人員一籌莫展束手無策。
各種車輛堵塞在每一條公路或高速公路上。
喇叭聲響徹雲霄震耳欲聾，交彙成一片強大的噪音。
自忖一時難以離開九州島的日本人，尋找出形形色色的武器和可以當做武器的物件，将白布條紮在頭上，準備為保衛國家與中國人決一死戰。
中小學生集體趕制一面面标語旗。
在旗上寫下“中國人，我将面包和牛奶擺在家門前施予你們，但是請勿進入我的家裡”、“曆史上你們曾怎樣保衛過你們的國土和家園，我們今天也會怎樣”之類的漢字……
東京——某些日中友好民間會社組織，号召其會員罷課、罷工、罷市，舉行示威遊行或靜坐，抗議政府調遣國衛軍對付中國人。
他們在演說中呼籲——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日本公民，應該大敞門戶，滿懷愛心地歡迎中國兄弟姐妹的光臨，因為這正是日本人民向中國人民償還曆史血債的最好機會。
“難道我們日本人民的良心背負這一曆史血債的時日還不夠久嗎？難道還要我們的子子孫孫繼續背負下去嗎？！”
“難道中國人比法西斯還可怕嗎？！”
“難民将至，刀兵相見，有損大和民族的民族形象！”
諸如此類的慷慨陳詞，很是打動了一些日本民衆的心腸。
他們淚盈滿睫。
他們大鼓其掌。
但是更多的日本人并不接受演說者們關于人道主義和贖罪論的說教。
他們斥罵演說者們美言惑衆，全不顧二百萬這一數字對于日本國家和人民必将造成的險惡威脅，也故意不去想那是二百萬怎樣的中國人！他們甚至猜疑演說者們心懷叵測，企圖引狼入室，借助二百萬心理和精神出現瘋狂狀态的中國人之力量，和在日本收買的間諜，企圖趁機使日本改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倘“社會主義”是日本國門之外的東西，他們完全擁護日本同“社會主義”和平共處互貿互易的國策。
但是倘日本有改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可能，哪怕僅僅是百分之一的可能，他們也會本能地感到如臨大敵。
他們恐懼“社會主義”，甚于恐懼二百萬瘋狂的中國人。
畢竟，他們在“資本主義”的日本，早已生活慣了。
他們的一切既得利益，都是“資本主義”的日本所提供所給予的。
他們深知，一旦日本改變成“社會主義”，他們将徹底失去些什麼。
而“社會主義”究竟也能帶給他們點什麼？卻是他們無論多麼富于幻想也沒有絲毫樂觀的根據的。
二百萬中國人啊！在二戰後國衛軍有限的日本，二百萬瘋狂的中國人，如潮席卷日本國土，豈不是想在日本搞“社會主義”便搞“社會主義”，想在日本搞“共産主義”便搞“共産主義”的麼？有一點他們是預見得到的——隻要受到号召的二百萬一無所有的中國人，要不願轟轟烈烈地在日本國土之上進行“共産”實踐才怪呢！
于是各持己見各有所憂的兩方面日本人發生了激烈的沖突。
于是防暴警察出動平息騷亂。
于是名古屋、大阪等大都市發生了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有聲援這一派的，也有聲援那一派的。
于是從東京到各大都市，騷亂演變為暴亂。
全日本陷入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嚴峻态勢之中。
對現實不滿甚至潛懷敵意的些個日本人，公開宣洩，哄掠商場，搶劫銀行，綁架富豪，襲擊巨賈……
火災、爆炸、車禍……彼伏此起。
政府敦促天皇家族出訪國外暫避一陣時日——浮城并未像船靠碼頭一樣，一傍着電子冷制造的冰堤便固定不動。
它開始擦着那幾十海裡長的馬蹄形的冰堤繼續漂移，終于與冰堤的末端脫吻，如同船隻離港，漸漸遠辭了九州島，又向公海漂去。
對日本，不啻于解除了全國性的一級戰備。
一場虛驚，不過使日本政府的首腦人物們出了一身冷汗罷了。
對浮城上的中國人，恰恰相反，從大希望的巅峰，而被抛擲于大絕望的深淵，那一種破滅感語言難以形容。
呼天喊地也是白呼白喊。
既感動不了天也感動不了地。
再瘋再狂也是無濟于事。
那等于中國人互相吓唬中國人。
除了進一步使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