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觀地說，這個新的真理就像舊的真理一樣真實。
這是我們社會最典型和最具破壞性的發展趨勢——人越來越工具化，越來越根據自己的利益和位置來改變事實。
隻要經過大多數人的認可就是真理，口号在“幾百萬人怎麼可能犯錯”的基礎上增加了“一個人怎麼可能正确”。
奧威爾已經明确指出，在一個團體中，已經徹底廢除真理作為一個有關現實的客觀判斷這個概念，任何一個在這個團體中的異端都會被視為精神錯亂。
為了描述《1984》中占統治地位的思考方式，奧威爾創造了一個已經成為現代詞彙的新詞：“雙重思想”。
“‘雙重思想’意味着在一個人的腦子裡，同時擁有兩種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兩種都接受……這個過程一定要有意識地進行，否則過程中精确度就不夠；而且它也一定要無意識地進行，否則會帶來一種做僞的感覺，因而會有罪過感。
”正是雙重思想的無意識方面讓一部分讀者相信雙重思想隻被用在蘇聯人的身上，而離他們自己還很遠。
然而已經有很多例子可以證明，這些都是錯覺。
我們所說西方社會的“自由世界”，不僅僅包括基于選舉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美國和英國，還包括實行獨裁統治的南美洲（至少在他們還存在的時候，我們就這樣做）；我們還包括像佛朗哥和薩拉查政權，以及那些在南非、巴基斯坦和阿比西尼亞等實行各種各樣獨裁統治的國家。
當我們談論自由世界的時候，我們實際上就認為隻要反對蘇聯的就是自由國家，但是并非像“自由世界”這幾個字所表明的一樣，自由世界是那些已經實行政治自由的國家。
可以從我們讨論武器問題當中，找到一個可以表明一個人同時擁有和接受兩種矛盾信仰的當代例子。
我們可以花費很大一部分收入和能量去制造熱核武器，同時不願接受熱核武器可能會消滅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甚至是大部分的人口（包括敵人）。
在這個問題上，一些人甚至走得更遠；因此當今最有影響力的原子策略專家之一赫爾曼·卡恩說：“……換言之，毫無疑問，戰争是恐怖的，但是和平也同樣恐怖，我們必須用一種算法來算一算，來比較一下究竟是戰争恐怖還是和平恐怖，就會發現和平是多麼的糟糕。
”
這種觀點認為：a）備戰是為了維持和平，b）即使戰争發生，蘇聯人殺死了我們三分之一的人口，我們也可以對他們做同樣的事（如果可以，當然會更多），人們仍然會在戰後生活得很幸福，c）不單是戰争，和平也同樣恐怖，需要去測試一下究竟戰争會比和平恐怖多少。
那些接受這種推理的人被認為是“清醒的”；而那些對“即使兩千萬甚至六千萬人被殺而美國本質上并不會受到影響”這種論調持懷疑态度的人，會被認為是“不清醒的”；那些認為這樣的破壞會造成政治、心理和道德後果的人被認為是“不切實際的”。
在這兒并不适合對裁軍問題展開讨論，大部分給出來的例子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奧威爾的作品，也就是說明“雙重思想”就存在于我們的身邊，而并不僅僅隻存在于未來和獨裁統治當中。
奧威爾所談論的另外一個重要的觀點也與“雙重思想”有關，也就是說，在成功的思想控制之下，一個人再也不會有他想法的對立面，而隻知道什麼才是“真理”的對立面。
因此，舉個例子說，如果他已經喪失了他自身的獨立性和完整性，如果他把自身當作是一個從屬于國家、政黨或者公司的物體，那麼二加二就是五，或者認為“奴役即自由”，他之所以感到自由，是因為他再也不會意識到真理與謬誤之間的矛盾。
這特别适用于意識形态領域。
就像審訊人堅信他們是以基督之愛的名義虐待囚犯一樣，當局“抛棄并貶低以前社會主義運動中采用的每種原則，而且決定以社會主義的名義這樣做。
”當局所說的其實已經違背了社會主義原則，但是人們依舊相信這樣的意識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