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他們恒久的特點——就是要消滅所有差别，創造出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
因此具有相同主要特點的鬥争貫穿了整部曆史。
很長一段時期内，上等階層似乎牢固地掌握着權力，然而遲早會到這麼一個時刻，他們要麼對自己失去信心，要麼無能力進行有效統治，要麼兩者皆有。
接下來，他們被中等階層推翻，中等階層假裝為了自由和正義而鬥争，因而争取到了下等階層的支持。
但是中等階層一旦達到目的，就立刻将下等階層又強行置于原先受奴役的地位，然後自己成為上等階層。
很快，新的中等階層從另外一種或兩種人中分離出來，鬥争又重新開始。
三種人中間，隻有下等階層從未哪怕是暫時達到過目标。
說自古至今從未有過實質上的進步是誇大其辭，即使在現在，雖然處于下降時期，一般人的生活水平跟幾個世紀前比起來還是有實質性的進步。
但無論是财富的增長，還是舉止的文明化、改革或者革命，都不曾向着人類的平等推進過哪怕一毫米。
從下等階層的角度來看，曆史性變動所意味的，除了主宰者的名稱變化，從來别無其他。
到十九世紀後期，在許多觀察者看來，此種模式的反複性顯而易見，因此産生了一個思想家學派，他們将曆史诠釋為循環發展的，聲稱這一點表明了不平等乃人類生活的不變法則。
當然，這一學說向來不乏擁護者，但在如今，它被提出的方式是大大不一樣了。
過去，等級社會這種社會形式的必要性特别被上等階層宣揚，它被國王、貴族和靠其過着寄生生活的牧師、律師之類的人鼓吹，一般說來，是通過承諾死後可以進入一個想象出來的世界，從而淡化等級社會的嚴峻性。
中等階層隻要仍在為掌權而鬥争，便總是使用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字眼。
然而如今的情況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觀念受到目前還沒有、隻是希望不久就會掌權的人們的攻擊。
過去，中等階層打着平等的旗幟鬧革命，然後當舊的專制一被推翻，就馬上會建立起新的專制，而新的中等階層實際上事先就宣稱要實行專制。
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出現于十九世紀，是可以上溯到古代奴隸起義的一系列思想鍊條上的最後一環，它仍然深深受到舊時代烏托邦主義的影響。
然而約從一九〇〇年以來出現的社會主義的每一變種都多少公開抛棄了建立自由、公平社會的目标。
本世紀中葉出現的新運動——即大洋國的英社、歐亞國的新布爾什維主義、東亞國的通常被稱為“崇死”的主義——都有自覺的目标，即保持不自由、不平等永遠不變。
這種新運動當然是從舊的發展而來，趨于變得有名無實，對舊的主義中的意識形态隻是口頭宣揚而已。
然而這三種運動的目标都是抑制進步，在某個時刻讓曆史止步不前。
那種常見的鐘擺式運動将再次發生，然後就停下來。
照例，上等階層将被中等階層推翻，後者就成了上等階層，不過這一次，通過有意采取的策略，上等階層将永遠保持地位不變。
新學說之所以出現，部分是由于曆史知識的積累和曆史感的增強，那在十九世紀以前幾乎不存在。
曆史的循環性前進如今已為人們所了解，要麼說似乎如此。
如果說它是可以理解的，那麼就可以篡改。
然而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早在二十世紀初，人類的平等已在技術上成為可能。
仍然不變的是人們的天賦各不相同，能力也各不相同，有些人得天獨厚，另一些人并非如此。
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初，已經不再有階級差别或者貧富懸殊的必要。
在更早的時代，階級差别不僅不可避免，而且有利。
不平等是文明的代價。
然而随着機器生産的發展，此種情形發生了變化。
即使人們仍需要做不同種類的工作，卻不再需要在不同的社會及經濟水平上生活。
因此，從正在奪取權力的新集團的角度看來，人類的平等不再是個值得奮鬥的目标，而是需要避開的危險。
在更遠古的時代，在實際上不可能存在平等公正的社會時，就會相當容易相信其存在。
幾千年以來，人們一直夢想有人間天堂，在其中沒有法律和累死累活的工作，人人親如兄弟般在其中生活，甚至在确實從革命中獲益的人們當中，這種憧憬也有一定的市場。
法國、英國和美國革命的繼承者部分相信對于人權、言論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類他們自己的說法，甚至其行為某種程度上也受到這些說法的影響。
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所有主要政治思想的主流都是獨裁主義的了。
恰恰就在有可能實現時，人們卻不再相信有人間天堂。
每一種新的政治理論，不管如何自稱，都導緻倒退回等級化和軍事化。
從一九三〇年左右開始，在普遍日益嚴峻的形勢下，那些停止很久的做法，有些停止幾百年了——不經審訊關押，把戰俘當做奴隸使用，公開處決，刑訊逼供，扣押人質乃至放逐整個地區的人口——不僅變得平常，而且被自認開明和進步的人們容忍甚至辯護。
隻是在全球範圍内經過十年國際戰争、内戰、革命和反革命之後，英社和與其并立的其他主義才成為被全面貫徹執行的政治理論，其到來則早被其他許多體制預示過了，那些體制一般被稱為極權主義，出現于本世紀早些時候，而将在大亂之後出現的新世界的輪廓則早就顯而易見，由什麼樣的人來控制這個世界也同樣顯而易見。
新生貴族絕大部分由官僚、科學家、技師、工會組織者、宣傳專家、社會主義者、教師、記者和專業政治家所組成。
這些人來源于領工資的中産階級和工人階級中的上層，由以壟斷工業和中央集權政府所組成的貧瘠的世界造就，并團結到一起。
跟舊時代相應階層的人們比起來，他們沒那麼貪婪，更不易被奢侈生活所誘惑，更渴望擁有純粹的權力，而最重要的是，他們對自己正在進行的行為有更清醒的認識，在鎮壓反抗方面更有決心，最後一個區别最重要：跟現今的專制比起來，過去的專制并非全力維持，而且缺乏效率。
過去的統治集團某種程度上總受到開明思想的影響，對到處存在的控制不住的現象聽之任之，隻是關注明目張膽的行為，而且對他們的國民想什麼毫不關心，甚至中世紀的教會以當今标準衡量，也具有寬容性。
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是在過去，沒有哪個政府能對其公民持續進行監視。
然而印刷術的發明使得公衆意見易于控制，而電影和收音機更在這方面推進一步。
随着遠程視像技術的開發，技術進步使得用同一台設備同時接收和傳送信号變得可能，人們從此無法再過不受幹涉的生活。
在其他信息渠道都已斷絕的情況下，任何公民，或者說至少每個重要到值得被監視的公民都可能每天二十四小時處于警方監視之下，也二十四小時被置于官方的宣傳聲浪中。
這樣，不僅是完全服從于國家的意志，而且在所有問題看法上的絕對統一就史無前例地成為可能之事。
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之後，社會照例進行自我重組，分成上、中、下三個階層。
但是新的上等階層跟以前的上等階層不一樣，他們并非依本能行事，而是知道怎樣做才能保住地位。
他們早就認識到寡頭政治最穩固的基礎是集體主義。
财富和特權如果被集體擁有，捍衛起來也最為容易。
二十世紀中葉進行的所謂“消滅私有财産”運動，其實意味着财富集中到了比以前少得多的人手裡，不同之處是新的财富擁有者是個集團，而不是許多單獨的人。
從單獨個人意義上說，黨員除了很少的個人财産，别的什麼都不擁有，但在集體意義上，黨擁有大洋國的一切，因為它控制一切，并以其認為合适的方式處置産品。
革命之後那些年裡，它幾乎未遭反抗就獲得了這種主宰地位，這是因為整個過程都以集體化為代表。
一般人總會設想，如果資本家被剝奪财産所有權，社會主義就肯定随之而來。
毫無疑問資本家被剝奪了财産，包括工廠、礦山、土地、房屋、運輸工具——他們被剝奪了一切。
因為這些不再是私有财産，那就一定應該是公共财産。
作為源于早期社會主義運動的英社，沿用了社會主義的措辭，實際上也執行了社會主義綱領的主要部分，結果既是提前預見的，又是蓄意導向的，那就是經濟上的不平等變成永久性的了。
然而為了長期保持等級社會，問題還要複雜得多。
統治集團之所以下台，會有四種情形，要麼被外部勢力所征服，要麼其統治的效率不高，以緻大衆被發動起來造反，要麼它讓一個強大的、心懷不滿的中等階層得以出現，要麼它喪失了統治的自信和意願。
這些因素都不是單一起作用的，作為規律，某種程度上說，這四種因素全都存在。
統治集團如果能防止此四種因素出現，就會永遠掌權。
說到底，決定性因素還是統治集團自身的精神狀态。
本世紀中葉之後，上述第一種危險在現實中已不複存在。
如今将世界瓜分的三個國家中的每一個，實際上都不可征服，隻有通過緩慢的人口變化使其有可能被征服，然而作為一個擁有廣泛權力的政府，很容易就可以避免這樣。
第二種危險也隻是種理論上的危險。
大衆從來不會自發造反，他們也從來不會僅僅因為受到壓迫而造反。
确實，隻要不讓他們掌握做比較的标準，他們就根本永遠意識不到自己在受壓迫。
過去周期性發生的經濟危機毫無必要，如今也不允許發生，但是其他情形，具有同樣大範圍的混亂狀況能夠而且确實會發生，隻是不會帶來政治性後果，因為不滿不可能被表達得清晰有力。
至于生産過剩的問題——因為機械技術的進步，在我們的社會，這一直是個潛在問題——可以通過連綿不斷的戰争解決（參見第三章），戰争也有利于将大衆的士氣鼓舞到必要水平。
因此，從我們目前統治者的角度來說，唯一的真正危險，是從他們自身階層分化出一個由能幹、未盡其才、渴望權力的人所組成的集團，從而産生出自由主義和懷疑主義精神。
這就是說，問題在教育，要不斷促進領導集團和緊挨其下的更大的行政管理集團的覺悟，而大衆的覺悟則要以否定大衆的方式來影響。
在此背景下，即使一個人原先不了解大洋國社會的主要結構，也能夠推斷出來。
金字塔的頂端為老大哥，老大哥永遠正确，無所不能。
每次成功、每項成就、每次勝利、每項科學發現、所有知識、所有智慧、所有幸福、所有德行，都被認為是直接在他的領導和鼓舞下取得的。
誰也不曾見過老大哥，他是宣傳牌上的一張面孔，電屏裡的一個聲音。
我們可以合理地确信他将萬壽無疆，至于他何時出生，已經成了很不确定的事情。
老大哥是黨選擇用來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個形象，他的作用是作為熱愛、恐懼、崇拜的焦點，在對象是某個人而非某個機構時，這些感情更易于産生。
老大哥之下是内黨，人數限制在六百萬，或者說不到大洋國人口的百分之二。
内黨之下是外黨，如果内黨可以稱之為國家的大腦，外黨就像國家的手。
再往下是愚昧的大衆，習慣上稱之為“群衆”，可能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
我們前面所做的社會分類中，群衆是下等階層，因為赤道地區的被奴役人口經常在征服者之間易手，不是永遠或者必要的組成部分。
從原則上說，這三個集團的成員并非世代相傳。
内黨黨員的後代理論上并非生來就是内黨黨員，能否當上内黨或外黨黨員，要在十六歲時通過考試決定。
也不存在任何種族歧視或任何明顯的一個地區控制另一個地區的現象。
黨的最高層有具有猶太人、黑人、南美人血統的黨員，每個地區的行政管理者總是從那一地區的居民中挑選出來的。
大洋國的所有居民都沒有自己被别人從一個遙遠的首都殖民的感覺。
大洋國無首都，其名義上的元首，是一個無人知其行蹤的人。
除了英語是通用語言，新話是官方語言，所有其他方面都未實行集中化。
它的統治者不是靠血緣關系聚攏在一起，而是靠着信奉同樣的教義。
确實，我們的社會是分等級的，而且分得很嚴格，是按照乍一看似乎是世襲的脈絡分等級。
不同階層之間發生的互相流動情況，比在資本主義甚至是工業前時代都要少得多。
黨的兩個分支之間有一定數量的人員換位，但目的隻是把意志薄弱者從内黨剔除出去，并提拔外黨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以使其不緻造成危害。
群衆實際上得不到提拔，其中最具天賦的，有可能成為傳播不滿的核心人物，他們隻是被思想警察盯上并消滅掉。
但此種狀況并非一定永遠不變，而且并非原則問題。
黨不是原先意義上的階級，其目的不是将權力交給自己的下一代這樣簡單。
如無其他辦法讓最能幹的人留在最高層，它會完全準備好從群衆階層中提拔整整新的一代。
關鍵年代裡，黨并非世襲體制這一點很大程度上能化解反抗。
老式社會主義者被訓練跟所謂的“階級特權”作鬥争，他們以為不是世襲的，便不會是永遠的，然而他們不明白寡頭政治的連貫性并不需要在實際意義上世襲，也未能想一想世襲貴族統治總是短命的，而像天主教會這樣具有吸納性的機構，有時會維持幾百到幾千年。
寡頭統治的要旨不是父傳子、子傳孫，而是堅持死者加諸生者的某種世界觀和生活方式。
隻要它能指派自己的後繼者，統治集團就永遠會是統治集團。
黨所關心的不是血統上的永存，而是自身的不朽。
隻要等級化結構永遠保持不變，至于是誰掌握權力并非重要。
真正說起來，所有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信仰、習慣、喜好、情感、精神狀态，都是為了保持黨的神秘性，并防止當前社會的本質被看透而有意使其持續下去。
實際的造反行為或者任何造反的鋪墊工作在目前都不可能。
完全不用害怕群衆，由其放任自流，他們就會一代接一代、一個世紀接一個世紀地工作，生養，死去。
他們不僅沒有造反的沖動，而且不會明白世界可以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隻有當工業技術的發展使得有必要對他們進行更高層次的教育時，他們才會變得危險，但是既然軍事、商業以及競争都不再重要，群衆的教育水平實際上是降低了。
群衆有什麼意見或者沒有什麼意見都被認為是無關緊要之事，他們之所以被允許享受思想的自由，是因為他們沒有思想。
另一方面，在黨員身上，甚至在最不重要事項上最細微的思想越軌，也不能被容忍。
黨員從出生到死亡都在思想警察的監視之下。
即使獨處時，他也永遠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在獨處。
不管他在哪裡，睡着還是醒着，工作還是休息，洗澡還是在床上，他都能在不經通知也不知覺的情況下被監視。
他的一切行為都不是無關緊要的。
他的友情、娛樂、對妻子兒女的行為、獨處時臉上的表情、睡夢時的咕哝講話，甚至獨具特點的身體動作，都被警惕地、一點不漏地監視着。
不隻是任何輕罪，而且是任何不管有多不顯眼的古怪行為、習慣上的改變、任何可能是内心鬥争征兆的緊張姿态都注定會被發覺。
在所有方面，他都不能随心所欲。
另一方面，他的行為不是由法律或者任何清楚寫明的行為規範所規定。
大洋國沒有法律，被查到就意味着肯定被處死的行為并未明示為嚴禁之列，持續不斷的清洗、逮捕、拷打、監禁和蒸發這些懲罰手段并非針對實際所犯罪行而使用，而隻是為消滅可能在未來某個時候犯下某種罪行的人而使用。
對黨員的要求是他不僅要有正确的思想，而且要有正确的本能。
許多他被要求擁有的信念和态度從未被清楚地說明白，而要想說明白，就必然會将英社的内在矛盾之處赤裸裸地揭示出來。
如果他天生是個思想正統的人（新話稱為“好想者”），他在所有情況下不用想就知道什麼是正确信念或者應有情感。
然而不管怎樣，由于在他的兒童時期對他進行過圍繞着“止罪”、“黑白”和“雙重思想”這些新話詞語的精心思想培訓，他不願意，也無力對任何方面想得太深入。
黨員不應該有任何個人情感，而且内心要永遠保持熱情，他應該生活在仇恨國外敵人和國内叛徒的持續狂熱狀态之中，因為打勝仗而歡欣鼓舞，在黨的力量和智慧面前對自身産生渺小感。
通過像兩分鐘仇恨會這種活動，他對貧乏的、無法得到滿足的生活産生的不滿被精心導向外部并消散，而有可能導緻反抗态度的懷疑感被他很早就形成的内心紀律提前消除。
這種紀律中首要的也是最簡單的，甚至能教給小孩子的，就是新話裡所謂的“止罪”。
“止罪”意味着在即将産生任何危險思想的關頭，具有馬上停下的能力，如同本能。
它包括掌握不了類推、看不到邏輯錯誤的能力，如果某個最簡單的論點對英社不利，就對其進行誤解的能力，還有對可能導緻向異端思想發展的思緒感到厭煩或者抵制的能力。
簡而言之，“止罪”意味着保護性的愚蠢，但光是愚蠢還不夠，恰恰相反，在廣義上，正統要求一個人像柔體雜技演員控制自己的身體那樣，完全能控制自己的思路。
大洋國社會從根本上守着這樣的信條，即老大哥無所不能以及黨永遠正确，然而因為在現實中，老大哥并非無所不能，而黨也并非永遠正确，這就需要在現實問題上不懈地、時時刻刻地彈性對待。
此處的關鍵詞為“黑白”，跟新話裡的許多詞一樣，這個詞也有恰好相互矛盾的兩種含義。
用在敵人身上，它意味着無視客觀事實、厚顔無恥地颠倒黑白的習慣。
而用在黨員身上時，它的意思是在黨的紀律要求如此時，要出于忠誠的意願去颠倒黑白。
但它同時還意味着相信黑就是白這種能力，而且不止如此，知道黑的就是白的，然後忘記他曾相信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這就要求一刻不停地篡改過去，這需要一種能夠真正包容一切的思維體系，才有可能完成。
在新話裡，這被稱為“雙重思想”。
篡改過去有兩個必要原因，一種是次要的，可以說，是預防性的。
這個次要原因，就是黨員之所以像群衆一樣忍受現狀，部分原因是他沒有可資比較的标準。
一定要把他和過去切斷，就像把他與外國切斷一樣，因為對于他，有必要相信他比他的祖先生活得更好，而且平均物質享受水準一直處于提高中。
然而之所以需要對過去進行調整，重要得多的原因是要保證黨的永遠正确性。
不隻是講話，統計數字和所有檔案都必須不停被更新，以顯出黨在所有問題上預測都正确，也因為這樣，才可以不承認所有教義以及政治聯盟上的變化。
因為改變自己的思想甚至是政策，都等于承認自己有缺點。
例如，如果歐亞國或東亞國（不管哪一國）是當今的敵國，那麼這個國家一定永遠都是敵國。
如果存在與此矛盾的其他事實，那些事實就必須被篡改，因此曆史一直在被重寫。
這種每天都在僞造過去的工作由真理部進行，它跟由仁愛部進行的鎮壓及偵察行為一樣，對政權的穩固性都是必要的。
過去的易變性是英社的基本教條之一。
英社認為曆史事件并非客觀存在，而僅僅存在于文字檔案以及人們的記憶裡。
檔案和記憶在哪些方面一緻，哪些就是過去。
因為黨全面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