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個幫忙，盡管他心裡清楚得很，這個人也永遠不可能和不準備讓他感到滿意，等等，等等。
牙醫把一個肥大的支撐假牙的齒橋壓到他那殘餘的疼痛不止的牙根上，讓他備受折磨，卻不想這些牙根由于負擔太重，還沒過多久就開始松動搖晃起來，害得那個人工玩藝兒也跟着變得岌岌可危起來，大有一派陰森恐怖的瓦解之勢，如果真是那樣的話，結果可将是欠下一屁股新的，永遠也償還不清的債務了。
“它就要崩塌了，”他毛骨悚然地宣告道，可是，當阿德裡安因為他所遭受的所有這些困窘而笑得眼淚都流了出來的時候，他卻絲毫不感到反感，似乎這才是他要達到的目的，甚至于連他自己都會跟個小青年似的笑得前仰後合起來。
他的這種黑色幽默般的陪伴在當時對于這個孤獨的人而言是恰到好處的，而我感到非常遺憾的是，我天生就不會向他提供幽默，所以，我就盡我所能，為他制造這種陪伴的機會，我的辦法就是鼓動絕大多數情況下是難以說服的呂迪格爾多去普菲弗爾林看他。
其實，阿德裡安在這一年當中日子過得很是虛空，創作上可謂毫無進展：他沒有任何想法，他的精神停滞不前，從他給我的來信可以看出，這令他感到特别痛苦，特别屈辱，也特别恐懼，這同時也是他拒絕去法蘭克福的一個重要原因，至少他是這樣跟我解釋的。
他說，在寫不出更好的東西的情況下去忙活已經寫出來的東西，這是不可能的。
過去，隻有當你覺得你是超越了它的時候，才是可以忍受的，而不是你明明知道自己當前無能為力，卻還非要傻愣愣地去對它表示驚羨。
“荒蕪，近乎呆傻”，在寄往弗萊辛我處的信中他這樣形容他的狀态，稱其是一種“豬狗不如的生活”，一種“具有田園風情的喪失了記憶的植物般的存在”，咒罵這種存在是拯救名譽的唯一的，可憐的辦法，這個辦法可以讓他達到隻要能夠擺脫麻木遲鈍，甚至不惜期望爆發戰争、革命或諸如此類外部喧嚣的地步。
對于作曲，他确實是一點想象也沒有了，一丁點兒也想不起來該怎麼去做了，而且他堅信，他将再也譜不出一個音符來了。
“願地獄憐憫我”，“請你為我可憐的靈魂祈禱吧！”——這樣的措辭在他的來信中反複出現，這些文獻既令我萬分悲傷，同時又令我感到振奮，因為我告訴自己，現在，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别人，就隻有我這個青少年時代的遊伴，能夠充當得了這些表白的接收者。
我試圖在我的回信中給予他安慰，我向他指出說，一個人要想超越他當前的狀況去進行思考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他總是，從感情上，即便是違背理性地，傾向于把這種狀況當作他的永遠的命運來看待，沒有能力，也就是說，轉過下一個拐角往前看——這也許還更會被認為是惡劣的，而非幸運的情況。
他的松弛疲乏是再容易解釋不過的了，完全是由于他最近遭遇的一系列殘酷的失望所緻。
而我也真的是軟弱得很，“詩意”得很，居然把他的這段精神休閑期比作“冬眠的土地”，說新的萌芽正在這片土地的懷抱裡孕育，正在偷偷地繼續活動——這，正如我自己也覺得的那樣，雖然是絕對善意的一個比喻，但是，對于他那種極端主義的生存方式，對于他所陷入的那種創造力的釋放與贖罪的癱瘓之間的輪番交替而言，卻也是很不恰當的一個比喻。
另外，他的健康狀況出現新一輪低潮也确實同他的創造力的停滞相關，不過，與其說前者是原因，倒不如說它是同時發生的更好：嚴重的偏頭痛的發作使他隻能長時間呆在暗處，胃炎、支氣管炎和咽炎輪番上陣折磨他，尤以1926年的冬季為盛，單單這些就足以阻止他的法蘭克福之行了。
同樣地，這些疾病也不容分說地、張牙舞爪地阻止了他的另一次從道義上來看應該是更為迫切的行程，這一次病情之嚴重，甚至連他的主治大夫都斷然拒絕了他的成行。
在這年将近年終的時候——說來也怪——同時，幾乎是在同一天，馬克斯·施魏格施迪爾和約拿坦·萊韋屈恩——阿德裡安常年客居的那座上巴伐利亞莊園的父親加一家之主和他自己生活在布赫爾農莊那邊的生父，幾乎同時歸天，兩人享年都是七十五歲。
母親拍來電報，告訴他說，他的那位“愛探究的”父親走得十分安詳，而接到電報時他正站在這邊這位同樣喜歡靜思默想的，操着另外一口方言的抽煙人的靈柩旁。
那邊的那位大概把經濟重任放手托付給了他的格奧爾格，而且現在也已經把它最終轉讓給了他，同樣，這邊這位也是很早就開始，而且也越來越多地把經濟大權放手托付給了他的享有繼承權的兒子格雷翁。
阿德裡安能夠肯定的是，艾爾絲貝特·萊韋屈恩也和施魏格施迪爾媽媽一樣，是以同樣的平靜淡定，以同樣的知天命的理智通達，來坦然接受父親的辭世的。
就他當時的狀況而言，回薩克森-圖林根去參加葬禮是想都不要想的了。
然而，盡管他那個星期天發燒，身體感覺特别虛弱，他還是不顧醫生警告，堅持參加了在普菲弗爾林鄉村教堂為他的房東大爺舉行的葬禮，參加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