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年輕的神學大學生每個假期都會和他中學時代的音樂指導見面，如果他回凱澤斯阿舍恩的話，他就會去登門拜訪這位管風琴師，在他那安在大教堂的家裡和他促膝長談，他也在伯父萊韋屈恩的小樓裡同他見面，而且，他還促使他的父母有一兩個周末邀請他去過布赫爾農莊，在那裡，他和他長距離地散步，還說服約拿坦·萊韋屈恩向他的客人展示克拉尼圖形和那滴吞食的液體。
克雷齊馬爾和布赫爾農莊的這位已顯老态的莊主相處得十分融洽，但和艾爾絲貝特太太的關系則顯得有些拘謹，盡管這種關系絕對不是那種真正的緊張，原因也許在于他的口吃吓壞了後者，而恰恰又是由于這個緣故，每逢她在場，尤其是直接和她說話的時候，他的口吃就變得更厲害了。
不管怎樣，這都是很奇怪的：在德國受到廣泛尊崇的是音樂，在法國則是文學，在我們這裡，不會有人被一個人是音樂家的事實驚着、吓着，也不會有人會因此而感到不舒服或者對此進行諷刺挖苦。
我也堅信，艾爾絲貝特·萊韋屈恩對阿德裡安的這位年長的朋友是充滿敬意的，更何況人家還是在教堂裡供職呢。
盡管如此，在那次，在我同時和他與阿德裡安共同度過的那一個兩天半裡，我仍然發現，她的友善并不能完全掩飾她對這位管風琴師的難免有些勉強、冷淡和排斥的态度。
而後者則如前所述的那樣，用變得更為嚴重的、有時甚至是災難性的口吃來回答她的問題——很難說是不是隻是因為他覺察到了她的不悅、她的不信任或者别的什麼，抑或是面對這個女人的天性，他心甘情願地流露出一定的膽怯和尴尬。
就我而言，我不懷疑克雷齊馬爾和阿德裡安的母親之間的這種奇怪的張力的根源在于他是屬于她的，我覺察到了這一點，因為對于發生在這裡的這場無聲的争奪，我是懷着自己的感受站在兩個對手之間的，是搖擺不定的，是時而偏向這一邊，時而又偏向另一邊的。
克雷齊馬爾想要什麼，他和阿德裡安散步的時候都說了些什麼，我心裡清楚得很，我私下裡是支持他的想法的。
他，一如既往地，堅決地、甚至是迫切地主張他的學生負有成為音樂家、成為作曲家的使命，甚至在和我交談的時候也不例外，而我也認為他的這個主張不無道理。
“他有，”他說，“作曲家的眼光，是那種内行的，而非那種稀裡糊塗找樂的外行。
他能夠揭示别人看不見的動機聯系，用問答的形式發現一個短小片段的結構，總之他看問題的方式，從内部看問題的方式，使我确信自己的判斷不會有錯。
至于說他還沒有開始去寫，還沒有顯露創作的願望，還隻是幼稚地動手搞一些小青年的習作，但是，這又有何妨，這相反會給他帶來榮譽。
這和他的驕傲有關，這種驕傲不讓他去模仿别人的音樂。
” 對于他所說的這些話，我隻能表示贊同。
不過，出于這個原因，我也十分理解一個母親保護孩子的良苦用心，所以我常常覺得自己是站在她這一邊而敵視那個宣傳員的。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發生在布赫爾小樓客廳裡的那一幕，我們四個人，母親和兒子，克雷齊馬爾和我，碰巧都坐在那裡，艾爾絲貝特一邊和那個因為口吃而不停地咕隆和喘息的音樂家說話——這是一種純粹的絕口不提阿德裡安的閑聊——一邊以其特有的方式把坐在她那邊的兒子的頭攬進她的懷裡。
她的胳膊似乎在摟着他，但摟的不是他的肩膀，而是他的頭部，她的一隻手則放在他的額前，而與此同時，她用她那烏黑的眼睛看着克雷齊馬爾，用她那好聽的聲音和他說話，同時讓阿德裡安的腦袋靠在她的胸前。
—— 此外，師徒關系的維持靠的不僅僅隻是這種重逢式的會面，他們還相當頻繁地通信，我想：這種來往于哈勒和凱澤斯阿舍恩之間的交流大約每十四天進行一次，阿德裡安時不時地會把有關的情況通報給我，并且還會把個别的信件拿給我看。
克雷齊馬爾為接手一個鋼琴和管風琴班而和萊比錫的哈澤私立音樂學院進行商談，那時，該市除了著名的國立音樂學校，就屬這所學校有名，而且它的名氣還會越來越大，乃至在以後的十年裡如日中天，直至哈澤·克雷門斯這位優秀的教育家去世（當然，若是在今天的話，它也早就算不上什麼了）——這件事我是在1904年過米迦勒節
第二年一開年，克雷齊馬爾便趕緊抽身離開凱澤斯阿舍恩，就任他的新職位去了，從此，他們之間的書信往來就在哈勒和萊比錫之間展開，克雷齊馬爾的信是一堆單面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