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望，這個民族至今還認為當外國勢力的殖民地是其最好出路；這個民族将不得不被人圈起來，不得不與自己為伍，就像隔離區的猶太人那樣生活下去，因為這個民族在四周播下的仇恨的種子正在發芽，正在長大，這個民族将不可以出界，不可以越雷池半步——這是一個不能見人的民族，如果屬于這樣的一個民族，那情形又将如何呢？
詛咒，詛咒那些害人精，是他們把一個原本忠厚樸實、思想正直的民族，把隻是太學究氣、太愛從理論出發安排生活的一類人，放進了那個邪惡的學堂！假如這種詛咒是出自自由和不受限制的胸懷，那是多麼令人愉快，那将會是多麼的令人愉快呀！然而，這又是怎樣的一種祖國之愛喲，這種愛原本準備貿然捍衛的居然是我們現在正在經曆其奄奄一息的垂死掙紮的這個血腥國家，這種愛原本準備貿然捍衛的居然，套用路德的話來說就是，“身上所背負”的滔天罪行。
當這個血腥國家叫嚷咆哮的時候，當它宣告一筆勾銷人權的時候，這群人的表現是那樣的欣喜若狂，是那樣的如癡如醉，而在它刺眼的旗幟的指引下，我們的青年是那樣兩眼放光地懷着無比的自豪和堅定的信仰邁步前進——假如它并非我們民族天性中某種與生俱來的東西，而是被強加給我們的，并且也不是我們的民族天性中某種根深蒂固的東西，那該有多好啊！這樣的一種祖國之愛，在我看來，同我所認為的那種認真仔細的祖國之愛相比，怕是要高尚得多喲。
然而，這個統治就其言行來看，其實僅僅隻是對一種你不得不承認其性質是純真的思想和世界觀的扭曲的、令人唾棄的和厭惡的現實化，而且，這種思想和世界判斷在我們的偉人，在那些最能代表德意志民族特性的精英的性格特征中鮮明地表現出來，一個信仰基督教的有人性的人是能夠不無厭惡地發現這一點的，難道不是嗎？我要問——難道我問得太多了嗎？啊，當然比隻問下面的一個問題要多，即：這個被打垮的民族現在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會目光困惑地面臨一無所有的局面，因為這個民族為找到适合自身政治形式而作的最後和最極端的嘗試，卻是以如此醜陋不堪的失敗而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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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這兩個時間段——我正在奮筆疾書的這個時間段和這本傳記所囊括的那個時間段，它們開始銜接起來了，這可真是奇了！因為我的主人公的精神生活的最後年月，即在他的婚姻計劃遭受失敗，在他失去他的那位男友，在那個來到他身邊的美妙孩童的生命被奪走之後的1929和1930那兩年，它們正好就屬于随後奪取這個國家，而此刻則正在血與火的洗禮中走向滅亡的那個勞什子的上升和蔓延時期。
對于阿德裡安·萊韋屈恩而言，這是充滿着一種巨大的和高漲的，我禁不住想說：怪異的，甚至令參與者本人都沉醉其中的創造性活動的兩年，而且，你另外還根本不可能抗拒的印象是，它們似乎就是支付給他的薪饷和補償，因為他服從了那種對于生活的幸福和愛的權利的剝奪。
我說的是兩年，但這并不正确：因為隻有這其中的一部分，隻有其中一年的下半年和另一年的幾個月夠得上是完成他的那部作品的時間，而那部作品實際上就是他的曆史意義上的最後的和最極端的東西：交響康塔塔《浮士德博士哀歌》，它的創作計劃，如我先頭已經透露的那樣，從時間上可以追溯到内珀穆克·施耐德魏因來到普菲弗爾林之前，現在，我就準備用我貧瘠的語言來專門對它進行描述。
首先有一件事情是我不可以不做的，這就是去看看它的作者，一個時年為四十四歲的男人的個人情況，去看看我用一雙始終是緊張好奇的眼睛所觀察到的他的外形和生活方式。
在此，我最先要訴諸筆端的是我早在字裡行間就已提前作好了鋪墊的下述事實，即他的臉，以前，隻要他把它刮得幹幹淨淨的，那麼，它同他母親的臉的相似性就會昭然若揭，但是，前不久這臉上卻大變樣地長出夾雜着灰色的深色胡子來，還是一種翹胡子呢，上嘴唇上卻另外還有一個狹長的小胡子向下垂着，而且這個翹胡子，盡管它也沒有讓兩個臉頰空着，可相比之下，下巴處的卻要濃密得多，而且，同是在下巴這裡，兩側的卻又要比中間的更濃密，也就是說，絕對不是一個山羊胡子。
這種對面部表情的部分覆蓋所造成的陌生化還是可以容忍的，因為正是這個胡子，聯合他的另外一種越來越愛把頭歪向一側肩膀的趨勢一起，共同賦予他的面容以某種超脫凡俗的受苦受難的味道，确切地說，也就是某種救世主的味道。
我愛用這個表達，我沒有辦法不用它，我以為，這樣一來我就更可以保證自己的好感同情，因為這個表達顯然不是指向虛弱，而是随着極端的活力和一種身體的健康而出現的，而我的朋友很擅長的一點就是，盡情地當着我的面去誇耀他的這種活力的不容辯駁。
他的做法就是采用一種有點慢條斯理的、偶爾猶豫不決、偶爾又稍顯單調的說話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