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遺址中，但這兒的發現畢竟說明，使故鄉名聲大震的悠久文化中，包含着大量無法掩飾的蒙昧和野蠻。
可以為祖先諱，可以為故鄉諱，但諱來諱去隻是一種虛假的安慰。
遠古的祖先在地底下大聲咆哮，兒孫們，讓我真實，讓我自在，千萬别為我裝扮！
于是，遠年的榮耀負載出遠年的惡濁，精美的陶器貯存着怵目的殘忍。
我站在這塊土地上離祖先如此逼近，似乎伸手便能攙扶他們，但我又立即跳開了，帶着恐懼和陌生。
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指出，蒙昧——野蠻——文明這三個段落，是人類文化和社會發展的普遍階梯。
文明是對蒙昧和野蠻的擺脫，但是蒙昧和野蠻并不是一回事。
蒙昧往往有樸實的外表，野蠻常常有勇敢的假象。
從曆史眼光來看，野蠻是人們逃開蒙昧的必由階段，相對于蒙昧是一種進步；但是，野蠻又絕不願意就範于文明，它會回過身去與蒙昧結盟，一起來對抗文明。
結果，一切文明都會遇到兩種對手的圍攻：外表樸實的對手和外表勇敢的對手，前者是無知到無可理喻，後者是強蠻到無可理喻。
更麻煩的是，這些對手很可能與已有的文明成果混成一體，甚至還會悄悄地潛入人們的心底。
這使我們在尋找它們的時候，常常尋找到自己的父輩、自己的故鄉、自己的曆史。
我們的故鄉，不管是空間上的故鄉還是時間上的故鄉，究竟是屬于蒙昧、屬于野蠻，還是屬于文明？我們究竟是從何處出發，走向何處？
我想，即使是家鄉的陶瓷器皿也能證明：文明有可能盛載過野蠻，有可能掩埋于蒙昧。
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補，有可能無法修補。
然而，即便是無法修補的碎片，也會保存着高貴的光彩，永久地讓人想象。
能這樣，也就夠了。
告别河姆渡遺址後，幾乎沒有耽擱，便去餘姚市中心的龍泉山拜谒重新修複的四位先賢的碑亭。
一路上我在想，區區如我，畢生能做的，至多也是一枚帶有某種文明光澤的碎片罷了，沒有資格跻身某個遺址等待挖掘，沒有資格裝點某種碑亭承受供奉，隻是在與蒙昧和野蠻的搏鬥中碎得于心無愧。
無法躲藏于家鄉的湖底，無法奔跑于家鄉的湖面，那就陳之于異鄉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來踢去，也能铿然有聲。
偶爾有哪個路人注意到這種聲音了，那就順便讓他看看，那一小片潔白和明亮。
七
第二天我就回上海了。
出生的村莊這次沒有去，隻在餘姚城裡見了一位遠房親戚：比我小三歲的表舅舅。
記得嗎，當年我初到上海時在鋼琴邊與我握手的小男孩，終于由于語言不通而玩不起來；後來陰差陽錯，他到餘姚來工作了，這次相見我們的語言恰好倒轉，我隻能說上海話而他則滿口鄉音。
倒轉，如此容易。
我就算這樣回了一次故鄉？不知怎麼，疑惑反而加重了。
遠古滄桑、百世英才，但它屬于我嗎？我屬于它嗎？身邊多了一部《餘姚志》，随手翻開姓氏一欄，發覺我們餘姓在餘姚人數不多。
也查過姓氏淵源，知道餘姓的一脈，是秦代名臣由餘氏的後裔。
但我在學術研究中又發現，更有生命力的餘姓一脈，是古羌族，世居涼州，即今天甘肅武威。
後來加入了西夏王朝，又曾納入成吉思汗的隊伍，行迹不定。
我的祖先，是什麼時候泊到浙江餘姚的呢？我口口聲聲說故鄉、故鄉，究竟該從什麼時候說起呢？河姆渡、嚴子陵時代的餘姚，越窯鼎盛時期的上林湖，肯定與我無關，我真正的故鄉在哪兒呢？
正這麼傻想着，列車員站到了我眼前，說我現在坐的是軟席，乘坐需要有級别，請我出示級别證明。
我沒有這種證明，隻好出示身份證，列車員說這沒用，為了保護軟席車廂旅客的安全，請我到硬席車廂去。
車廂裡大大小小持有“經理”證明或名片的旅客開始用提防的眼光注視我，我趕緊抱起行李低頭逃離，
可是，我車票上的座位号碼本來就不在硬席車廂，怎麼可能在那裡找到座位呢？隻好站在兩節車廂的接口處，把行李放在腳邊。
我突然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離開餘姚到上海去時坐火車的情景，也是這條路，也是這個人，但那時是有座位的，行李裡裝着酒浸楊梅和黴幹菜，嘴上嘟哝着餘姚話。
今天，座位沒有了，身份模糊了，鄉音丢失了，行李裡也沒有土産了，哐啷哐啷地又在這條路上走一趟。
從一個沒有自己家的家鄉，到一個有自己家的異鄉。
離别家鄉，恰恰是為了回家。
人生的旅行，怎麼會變得如此怪誕？
火車外面，陸遊、徐渭的家鄉過去了，魯迅、周作人的家鄉過去了，郁達夫、茅盾的家鄉過去了，豐子恺、徐志摩的家鄉過去了……
他們中有好多人，最終都沒有回來。
有幾個，走得很遠，不知所終。
車窗外的雲彩暗了，時已薄暮。
淅淅瀝瀝，好像下起雨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