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曾因母喪之後不服孝而引起人們唾罵的高官，他對蘇東坡的攻擊最兇。
他歸納了蘇東坡的許多罪名，但我仔細鑒别後發現，他特别關注的是蘇東坡早年的貧寒出身、現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會名聲。
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範疇，但他似乎壓抑不住地對這幾點表示出最大的憤慨。
他說蘇東坡“起于草野垢賤之餘”，“初無學術，濫得時名”，“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如此等等。
蘇東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說它，硬說蘇東坡不學無術、文辭不好，實在使我驚訝不已。
但他如果不這麼說，也就無法斷言蘇東坡的社會名聲是“濫得”。
總而言之，李定的攻擊在種種表層理由裡邊顯然埋藏着一個最神秘的元素：妒忌。
無論如何，诋毀蘇東坡的學問和文采畢竟是太愚蠢了，這在當時加不了蘇東坡的罪，而在以後卻成了千年笑柄。
但是，妒忌一深就會失控，他隻會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來攻擊，已顧不得哪怕是裝裝樣子的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
這是一個跋扈和虛僞的老人。
他憑着資格和地位自認為文章天下第一，實際上他寫詩作文繞來繞去都離不開“金玉錦繡”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還自我感覺良好。
現在，一個後起之秀蘇東坡名震文壇，他當然要想盡一切辦法來對付。
有一次他對皇帝說：“蘇東坡對皇上确實有二心。
”皇帝問：“何以見得？”他舉出蘇東坡一首寫桧樹的詩中有“蟄龍”二字為證。
皇帝不解，說：“詩人寫桧樹，和我有什麼關系？”他說：“寫到了龍還不是寫皇帝嗎？”皇帝倒是頭腦清醒，反駁道：“未必，人家叫諸葛亮還叫卧龍呢！”
這個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兒去呢？更不必說與蘇東坡來較量了。
幾縷白發有時能夠冒充師長、掩飾邪惡，卻欺騙不了曆史。
曆史最終也沒有因為年齡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蘇東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
這又是另一種特例，做着一個芝麻綠豆小官，在安徽靈璧縣聽說蘇東坡以前為當地一個園林寫的一篇園記中有勸人不必熱衷于做官的詞句，竟也寫信向皇帝檢舉揭發。
他在信中分析說，這種思想會使人們缺少進取心，也會影響取士。
看來這位李宜之除了心術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問題，你看他連誣陷的口子都找得不倫不類。
但是，在沒有理性法庭的情況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這對散落全國各地的“李宜之”們構成了一個鼓勵。
為什麼檔次這樣低下的人也會擠進來圍攻蘇東坡？當代蘇東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說得很好：“他也來插上一手，無他，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若能參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這種目的确實也部分地達到了，例如，我今天寫這篇文章竟然還會寫到李宜之這個名字，便完全是因為他參與了對蘇東坡的圍攻，否則他沒有任何理由哪怕是被同一時代的人印寫在印刷品裡。
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據他們對當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體察，覺得李宜之這樣的人未必是為了留名于曆史，而是出于一種可稱做“砸窗子”的惡作劇心理。
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樓前指指點點，看誰家的窗子亮就撿一塊石子扔過去，談不上什麼目的，隻圖在幾個小朋友中間出點風頭而已。
我覺得我的青年朋友們把李宜之看得過于現代派，也過于城市化了。
李宜之的行為主要出于一種政治投機，聽說蘇東坡有點麻煩，就把麻煩鬧得大一點，反正對内不會負道義責任，對外不會負法律責任，樂得投井下石、撐順風船。
這樣的人倒是沒有膽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樣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發難，說不定前兩天還在到處吹噓在什麼地方有幸見過蘇東坡，硬把蘇東坡說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師呢。
又如——我真不想寫出這個名字，但再一想又沒有諱避的理由，還是寫出來吧——沈括。
這位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學家也因嫉妒而傷害過蘇東坡，批評蘇東坡的詩中有譏諷政府的傾向。
如果他與蘇東坡是政敵，那倒也罷了，問題是他們曾是好朋友，他所提到的詩句正是蘇東坡與他分别時手錄近作送給他留作紀念的。
這實在有點不是味道了。
曆史學家們分析，這大概與皇帝在沈括面前說過蘇東坡的好話有關，沈括心中産生了一種默默的對比。
另一種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與蘇東坡政見不同，他站到了王安石一邊。
但王安石畢竟是一個講究人品的文化大師，重視過沈括，但最終卻覺得沈括不可親近。
當然，不可親近并不影響我們對沈括科學成就的肯定。
圍攻者還有一些，我想，舉出這幾個也就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