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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不明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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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仍然是個冷靜的年輕壯漢,目光平靜,帶點兒微微的睡意。

    有段時間迪克認為自己能夠駕馭抑或掌控他朋友這種爆發性的冷熱無常脾氣,但他錯了,這個發現令他對佩裡逐漸失去了信心,他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麼,隻是下意識地覺得他應該對佩裡有所戒備,但卻奇怪為什麼自己實際上并不害怕他。

     “在我内心深處,”佩裡繼續說道,“我從未想過我能做出那種事。

    ” “那個黑鬼你怎麼解釋?”迪克說道。

    一陣死寂。

    迪克意識到佩裡正在盯着他。

    一個星期前,佩裡在堪薩斯城買了一副極為講究的墨鏡,鑲着銀灰色的邊,配有反光的鏡片。

    迪克讨厭這副墨鏡;他對佩裡說,要是被人看見“和戴着這種鬼玩意兒的人在一起”,他會感到恥辱的。

    實際上,真正令他厭惡的是那鏡片:佩裡的眼睛隐藏在後面,令他覺得很不舒服。

     “不過是一個黑鬼,”佩裡回答,“就另當别論了。

    ” 這個牽強的回答促使迪克繼續問道:“真是你幹的嗎?像你說的那樣把他殺了?”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因為他最初對佩裡的興趣、對佩裡性格和潛力的判斷都建立在這件事上。

    佩裡曾告訴他如何親手打死一個黑人。

     “當然是我幹的。

    隻是一個黑鬼,那不一樣。

    ”佩裡接着說道,“知道真正困擾我的是什麼嗎?是那件事。

    原因就在于我不相信,誰能做出那種事來還逃之夭夭。

    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幹下那樣的事,還能毫無牽連。

    我的意思是,困擾我的是這個,我總想着事情遲早會暴露。

    ” 雖然小時候上過教堂,但迪克從未“想過”自己會信上帝,也從未受過迷信的困擾。

    與佩裡不同,他不相信一塊鏡子碎了就意味着七年的厄運,也不相信從玻璃反射出來的新月光輝是邪惡到來的征兆。

    但佩裡的這種敏銳而淩亂的直覺也引發了迪克内心的疑慮。

    當這個疑慮在迪克的頭腦中盤旋時,迪克難免也感到痛苦:他們兩個“向上帝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為後,真的能逃脫懲罰嗎?”突然,迪克對佩裡說道:“現在,你給我閉嘴!”然後,他踩下油門,倒車,離開了海角。

    在他們前面的泥土路上,他看見一條狗,正在溫暖的陽光下小跑着。

     群山。

    幾隻老鷹在明亮的天空中盤旋。

     當佩裡問迪克“知道我在想什麼嗎?”時,他知道自己又挑起了一場令迪克不快的談話,他本該盡量避免的。

    他同意迪克的觀點:為什麼總是沒完沒了地說呢?但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一旦他“記起某些事情”(黑屋子裡爆發出的藍光、一個大玩具熊的玻璃眼睛),回想起某些聲音,特别是那幾個最能啃噬人心的字眼,(“噢,不!噢,求你了!不!不!不!不!求你别……噢,不要!求你了!”)一種無助的恐懼就抓住了他。

    而且,有些聲音怎麼也揮之不去:銀币在地闆上滾動,硬木樓梯上的腳步以及呼吸與喘氣聲,一個喉嚨被切斷了的男人的呼噜聲,這些都令他心悸。

     當佩裡說“我認為我們倆肯定什麼地方有毛病”時,他承認了一件他不想承認的事。

    畢竟,設想自己也許“不正常”是“令人痛苦的”,特别是那毛病根本不是自己的過錯,而“可能是與生俱來的”。

    看看他的家庭!看看他們家的德性!母親是個酒鬼,酒後嘔吐窒息而死。

    她的兩兒兩女中,隻有小女兒芭芭拉過上了正常的生活,結了婚,安分地相夫教子。

    另一個女兒弗恩在舊金山一家旅館跳窗自殺。

    (佩裡“設法向自己解釋她是失足滑下去的”,因為他一直愛着弗恩。

    她是“那麼可愛的一個人”,“很有藝術氣質”,跳舞“很厲害”,還擅長歌唱。

    “如果她能有半分運氣,以她的相貌和條件,肯定會有所成就,肯定會出人頭地。

    想到她爬上窗台,從十五層樓上跳下來,真令人感到難過。

    ”)還有大哥吉米,有一天他把自己的妻子逼得自殺了,然後他也自殺了。

     不久,他聽見迪克說:“饒了我吧,寶貝兒。

    我可是個正常人。

    ”這簡直讓人笑掉大牙!但不必介意,管它呢。

    “在我内心深處,”佩裡接着說道,“我從未想過我會做那種事。

    ”剛說完,他就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迪克當然會這樣問:“那個黑鬼是怎麼回事?”他當時對迪克講這個故事無非是為了博取迪克的友情,希望迪克因此會“看得起”他,認為他“冷酷”,和迪克一樣“充滿男子漢氣概”。

    因此,有一天他們倆讀到《讀者文摘》上一篇題為“你洞察他人性格的能力有多強?”的文章,(“當你在牙醫診所或火車站等候時,不妨研究一下身邊的人們不經意流露出的小細節,比如說走路的姿勢:兩腿筆直可以看出這人堅毅不屈的個性,走路踉踉跄跄則表示猶豫不決……”)兩人進行了讨論。

    佩裡說:“我一直都是一個傑出的觀察者,否則我不可能活到今天。

    我很能判斷什麼時候信任什麼人。

    這點你就不太行了,迪克。

    但是我已經開始信任你了。

    你會見到我這樣做,因為我打算有一天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你。

    我會告訴你一件我從未告訴過别人的事。

    就連威利-傑伊都沒告訴。

    就是我殺了一個人的事。

    ”佩裡看出來,迪克對此很感興趣,他聽得很出神。

    “幾年前的一個夏天,在拉斯維加斯,我住在一個供餐的舊公寓,那兒過去曾是妓院,但妓女們早就不在了。

    那個地方十年前就該拆掉,總之我在的時候已經有些垮了。

    我住在頂樓最便宜的房間,那個黑鬼也住在那兒。

    他叫金,是外地人。

    住在那上面的除了我們兩個人,還有數以萬計的蟑螂。

    金不是很年輕了,但他曾做過多年修路和别的苦差事,所以體格還很棒。

    他戴着眼鏡,整天讀書。

    他從不關自己房間的門。

    每次從他門口經過時,我總能看見他赤條條地躺在床上。

    他那會兒正閑着,說上一份工作攢了點錢,現在就想在床上躺着,讀點書,搖搖扇子,喝點啤酒。

    他讀的東西全很無聊——連環漫畫和牛仔的荒唐故事什麼的。

    說實話,他人不錯。

    有時我們一起喝杯啤酒,他還借給過我十塊錢。

    我沒有理由害他。

    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們坐在閣樓上,天熱得我睡不着,于是我說,‘走吧,金,我們去兜兜風。

    ’我有一輛偷來的舊車,我把它漆成了銀色,管它叫銀色幽靈。

    我們開出去好遠,一直開進了沙漠。

    沙漠裡很涼爽。

    我們停下車,又喝了些啤酒。

    金走出車,我跟在他後面。

    他沒看見我拿起了一根鐵鍊,一根我藏在座位底下的自行車鍊條。

    實際上,直到下手的時候,我還說不清為什麼要幹掉他。

    我抽在他的臉上,把眼鏡打碎了。

    我不停地打。

    後來,我一點感覺也沒有,就把他留在了那兒。

    許多日子過去了,我也從未聽人談起過這件事。

    也許除了秃鷹,根本就沒人發現他。

    ” 這個故事有一部分是真實的。

    佩裡的确認識一個叫金的黑人。

    但是如果那個人死了,也與他毫無關系,他從未動過金一個手指頭。

    佩裡自己心裡有數,金也許還躺在某地的床上,扇着扇子,喝着啤酒呢。

     “結果呢?像你說的那樣把他打死了?”迪克問道。

     佩裡既沒有撒謊的天才,也沒多少撒謊的經驗。

    但是,一旦他講了一件虛構的事,就會一口咬定。

    “當然,我殺了他。

    隻不過一個黑鬼。

    這就不同了。

    ”此刻他說,“知道真正困擾我的是什麼嗎?是那件事。

    我就是無法相信,誰能做出那種事還逃之夭夭?”他懷疑迪克也不相信,因為他多少也已經感染到自己那種詭秘的、良心上的不安了。

    所以他才會說:“你現在給我閉嘴!” 車子還在開。

    在前方一百英尺處,一條狗正沿着路邊小跑。

    迪克猛然向狗撞去。

    這是一條老得半死的雜種狗,瘦得皮包骨頭,一身污穢,這麼一撞,就像一隻鳥一樣,立刻完蛋了。

    但迪克很滿意。

    “夥計!”他叫道。

    每次一追狗,他就這樣叫,而每次一有這樣的機會,他絕不放過。

    “夥計!我們肯定殺得它落花流水!” 感恩節過去了,打野雞的季節也即将結束,但是晴朗而溫暖的晚秋天氣尚未消逝。

    最後一批外地來的新聞記者确信這個案子大概永遠破不了了,也離開了加登城。

    但是對芬尼縣的人來說,這個案子并沒有完結,至少對那些光顧霍爾科姆最受歡迎的聚會場所——哈特曼咖啡館的人而言,還沒結束。

     “自從出了這件麻煩事,我們這裡的生意一直忙得不可開交。

    ”哈特曼太太掃了一眼自己這間算得上溫暖舒适的小館子,這裡的每一小塊地方都或坐或站或倚地擠滿了渾身煙味、喝着咖啡的農夫或農牧場雇工。

    “都是一群像老娘們兒似的家夥。

    ”哈特曼太太的表姐、女郵政局長克萊爾碰巧在場,她補充說,“假如是春天活兒忙的時候,他們不會來這兒的。

    但是現在麥子已經割了,冬天就快來了,除了坐在這兒你吓我、我吓你之外,他們沒有别的好做。

    你認識《電訊報》的比爾·布朗吧?看過他寫的那篇社論嗎?标題是‘另一場犯罪’那篇。

    他說,‘所有人應立即停止嚼舌頭這種行徑。

    ’因為無憑無據地瞎說,也是犯罪。

    但是你能指望什麼呢?看看周圍這群家夥,哪個不是獐頭鼠目、滿嘴瞎話的?哈!費盡力氣也是白說。

    ” 從哈特曼咖啡館傳出的一個流言牽涉到泰勒·瓊斯,他的産業緊鄰着河谷農場。

    在哈特曼咖啡館的顧客裡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謀殺者的目标是瓊斯先生及其家人,而不是克拉特一家。

    “這樣才講得通,”其中一個這樣争辯道,“泰勒·瓊斯比赫伯·克拉特富多了。

    假設行兇者不是咱附近的人,又假設他也許是被雇來的,他隻曉得兇宅的路徑。

    唉,這是很容易弄錯的。

    轉錯一個彎,結果來到了克拉特家。

    ”“瓊斯說法”傳了又傳,特别對着瓊斯一家吹了過去,好在那是一個有涵養而且很理性的家庭,始終不為謠言所困。

     一張便餐櫃台,幾張桌子,架着一副烤架的壁爐以及一台冰箱和一台收音機,這就是哈特曼咖啡館的全部家當。

    “但是我們的顧客喜歡這裡,”女老闆說道,“他們不喜歡也沒辦法。

    除此以外,他們沒有别的地方去,除非他們開車一去七英裡才能找到另一家。

    不管怎麼說,我做買賣厚道,而且自從梅布爾來這兒工作後,咖啡也變得特别香。

    ”梅布爾就是赫爾姆太太。

    “悲劇發生後,我說,‘梅布爾,現在你沒工作了,你為什麼不到我的咖啡館裡幫幫忙呢?煮煮咖啡,端端盤子什麼的。

    ’結果呢,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所有人都到這兒來了,他們用各種問題糾纏梅布爾。

    問的全是關于那場悲劇的事。

    但梅布爾不像默爾特表姐,也不像我。

    她很害羞。

    再說了,她也不知道什麼特别的事情。

    她不見得比其他人知道得多。

    ”但是大多數光臨哈特曼咖啡館的人都認為她一定瞞着一些事。

    實際上确實如此。

    杜威曾和她談過幾次話并要求她對談話内容保密,特别是她不得提起失蹤的收音機以及在南希鞋裡找到的手表。

    這就是為什麼她對阿齊貝爾德·威廉·華倫-布朗太太說:“任何看報紙的人知道的和我一樣多,甚至比我還多,因為我不看報紙。

    ” 阿齊貝爾德·威廉·華倫-布朗太太是一位不苟言笑、身材矮胖、四十出頭,說話帶一口不太地道的上流社會腔調的英國婦人,她和咖啡館的其他常客毫無相似之處,在這樣一種環境裡,她就好像是掉進火雞圍欄裡的一隻孔雀。

    有一次,她向一位熟人解釋為什麼她和丈夫放棄“英國北部的家産”,從世代居住的家——“最令人高興的,哦,最優雅的老房子”,搬到西堪薩斯平原上一座破舊的、讓人極為不快的農場,“稅!親愛的。

    遺産稅重得要命。

    這就是逼得我們離開英格蘭的原因。

    是的,我們是一年前離開的,毫無遺憾。

    一點兒也不遺憾。

    我們喜歡這裡。

    簡直喜歡極了。

    當然,雖然這兒和我們以前的生活截然不同。

    那種生活我們曾經很熟悉,巴黎、羅馬、蒙特卡羅、倫敦。

    我确實偶爾想念倫敦。

    哦,我并不是真的想念它——那種忙亂的生活,永遠打不着出租車,總要擔心穿着和打扮。

    絕對不喜歡。

    我們喜歡這裡。

    我猜有些人,他們知道我們的過去,了解我們以前的生活,會感覺奇怪,我們住在這兒不覺得太寂寞了嗎?我們本來是想要定居到大西部的。

    懷俄明、内華達最理想了。

    我們曾盤算過在那邊說不定能挖到一口油井。

    但是在半路上,我們在加登城停下來看望朋友,實際是朋友的朋友,但他們熱情得不得了,堅持要我們多留些日子。

    我們想,嗨,倒也是,為什麼不在這兒買塊地,開個牧場呢?或者種種田?不瞞您說,到今天我們還沒打定主意究竟是開牧場呢還是開農場。

    奧斯汀醫生也問我們是否覺得這裡太安靜了。

    實際上,不,實際上我從未見過比這兒更熱鬧的地方,比空襲還要命:火車,郊狼,整夜裡還不知有什麼怪物在不停鬼号,吵死了!自從兇殺案以後,我更有些受不了了。

    很多事情都讓我這麼覺得。

    我們那所破房子老是發出吱吱咯咯的聲音。

    别誤會,我不是在抱怨。

    說真的,這間房子還是挺實用的,現代化設備齊全;可是,天哪!它那咳嗽和哼唧聲真夠嗆!天黑後,一起風,可惡的大草原的風,聽上去就像是吓人的呻吟。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有人神經有點緊張,便免不了疑神疑鬼地瞎想。

    天哪!那一家真夠可憐的!不,我們沒有打過交道。

    我隻見過克拉特先生一次,是在‘聯邦大廈’。

    ” 十二月初,僅僅一個下午的時間,咖啡館就有兩個常客宣布他們将打點行裝,不但要離開芬尼縣,還要離開堪薩斯州。

    第一位是為萊斯特·麥科伊幹活的佃農——麥科伊先生是西堪薩斯州聞名的農場主和商人。

    這位佃農說:“我和麥科伊先生談過了。

    盡量讓他知道霍爾科姆及其周圍發生了這種事,誰在這裡能睡着覺呢?我老婆睡不着,也不讓我睡。

    所以我對麥科伊先生說,盡管我喜歡他這兒,但是他最好另找一個人來。

    因為我們要搬家了,搬到東科羅拉多州去。

    也許在那兒我能好好歇歇。

    ” 第二個宣布要走的是蘆田太太。

    她帶着四個臉蛋紅撲撲的孩子來到了咖啡館。

    她讓孩子們在餐桌前站成一排,然後對哈特曼太太說:“給布魯斯一盒糖漿玉米花。

    博比想要一杯可樂。

    邦妮瓊,你呢?我們知道你的感受,但是别這樣,過來吃點兒吧。

    媽媽請客。

    ”邦妮瓊搖了搖頭,蘆田太太接着說道:“她有點兒傷心。

    她不想離開這兒。

    這兒有她的學校和所有的朋友。

    ” “唉呀,我說,”哈特曼太太沖邦妮瓊笑了笑,說道,“那沒什麼好傷心的。

    從霍爾科姆學校轉到加登城高中會有更多的男孩的。

    ” 邦妮瓊說:“你不明白。

    爸爸想把我們帶到内布拉斯加州去。

    ” 貝絲·哈特曼太太看着孩子的媽媽,仿佛希望她否認女兒的說法。

     “這是真的,貝絲。

    ”蘆田說道。

     “我不知該說些什麼。

    ”哈特曼太太說,她的聲音充滿驚訝和失望。

    蘆田一家是霍爾科姆的一部分,人人都欣賞他們。

    這家人總是高高興興的,工作勤奮、與人為善、慷慨大方,雖然他們沒有多少可慷慨的東西。

     蘆田太太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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