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力量為伍，我行我素，直言不諱，從來不怕當少數者，哪怕流亡也不妥協。
縱觀百年曆史，無論對匈牙利政治、文化、精神生活中的哪個派别來說，馬洛伊都是一塊讓人難啃卻又不能不啃的硬骨頭，由于他的文學造詣，即便那些敵視他的人，也照樣會讀他的書。
無論他的作品，還是他的人格，對匈牙利現當代的精神生活都影響深遠。
1900年4月11日，馬洛伊·山多爾出生在匈牙利王國北部的考紹市（Kassa），那時候還是奧匈帝國時期。
考紹坐落在霍爾納德河畔，柯伊索雪山腳下，最早的文獻記錄見于13世紀初，在匈牙利曆史上多次扮演過重要角色。
馬洛伊的家族原姓“格羅施密德”（Grosschmid），是當地一個曆史悠久、受人尊重的名門望族，家族中出過許多位著名的法學家。
18世紀末，由于這個家族的社會威望，國王賜給了他們兩個貴族稱謂——“馬洛伊”（Márai）和“拉德瓦尼”（Ládványi）。
馬洛伊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家庭：“我走在亡人中間，必須小聲說話。
亡人當中，有幾位對我來說已經死了，其他人則活在我的言行舉止和頭腦裡，無論我抽煙、做愛，還是品嘗某種食物，都受到他們的操控。
他們人數衆多。
一個人待在人群裡，很長時間都自覺孤獨；有一天，他來到亡人中間，感受到他們随時随地、善解人意的在場。
他們不打攪任何人。
我長到很大，才開始跟我母親的家族保持親戚關系，終于有一天，我談論起他們，聽到他們的聲音；當我向他們舉杯緻意，我清楚地看到他們的舉止。
‘個性’，是人們從亡人那裡獲得的一種相當有限、很少能夠自行添加的遺産。
那些我從未見過面的人，他們還活着，他們在焦慮，在創作，在渴望，在為我擔心。
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從我父親家族那裡繼承的，我的性格則是承繼我母親那支的某位親戚的。
在某個特定的時刻，假如有誰侮辱我，或者我必須迅速做出某種決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說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爾瓦地區的磨坊裡所想的一模一樣。
”
馬洛伊的母親勞特科夫斯基·瑪爾吉特是一位知識女性，年輕時畢業于高等女子師範學院，出嫁之前，當了幾年教師。
父親格羅施密德·蓋佐博士是著名律師，先後擔任過王室的公證員、考紹市律師協會主席和考紹信貸銀行法律顧問，還曾在布拉格議會的上議院當過兩屆全國基督民主黨參議員。
馬洛伊的叔叔格羅施密德·貝尼是布達佩斯大學非常權威的法學教授，曾為牛津大學等外國高校撰寫法學專著和教科書，其他的親戚們也都是社會名流。
馬洛伊的父母總共生了五個孩子，馬洛伊·山多爾排行老大，他有個弟弟蓋佐，用了“拉德瓦尼”的貴族稱謂為姓，是一位著名電影導演，曾任布達佩斯戲劇電影學院導演系主任，代表作有《歐洲不回答》、《密談》和《在歐洲的某個地方》等。
對于童年的家，馬洛伊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也有詳盡的描述，工筆描繪了帝國末年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東歐市民生活的全景畫卷。
3
在馬洛伊生活的時代，考紹是一個迅速資本主義化的古老城市，孕育了生機勃勃的“市民文化”，作家的青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度過的。
親身的經曆為他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形成了他的作品基調，并決定了他的生活信仰。
在馬洛伊的小說裡，“市民”是一個關鍵詞，也是很難譯準的一個詞。
馬洛伊說的“市民”和我們通常理解的城市居民不是一回事，它是指在20世紀初匈牙利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形成的一個特殊社會階層，包括貴族、名流、資本家、銀行家、中産者和破落貴族等，譯文中大多保留了“市民”譯法，有的地方根據具體内容譯為“布爾喬亞”、“資産階級”或“中産階層”。
在匈語裡，市民階層内還分“大市民”、“小市民”。
前者容易理解，是市民階層内最上流、最富有的大資本家和豪紳顯貴；後者容易引起誤解，并不是我們所說的“小資”或“小市民”，而是指中産者、個體經營者和破落貴族，而我們習慣理解的“小市民”，則是後來才引申出的一個含義，指思想局限、短視、世俗之人，但這在馬洛伊的時代并不适用。
因此，我在小說中根據内容将“小市民”譯為“中産者”、“破落者”或“平民”，至少不帶貶義。
馬洛伊的家庭是典型的市民家庭，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家境富裕，既保留奧匈帝國的貴族傳統，也恪守市民階層的社會道德，成員們有很高的文學、藝術修養，孩子們被送去接受最良好的教育。
馬洛伊在十歲前，一直跟私教老師學習，十歲後才被送進學校。
青少年時期，馬洛伊先後四次轉學，每次的起因都是他反叛的性格。
有一次，他在中學校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天主教學校的老師們虐待手執手杖、頭戴禮帽、叼着香煙在大街上散步的學生，結果遭到校長的訓誡，馬洛伊憤怒之中摔門而去，嘴裡大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