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說，中國的一般的人民，關于孔子是怎樣的相貌，倒幾乎是毫無所知的。
自古以來，雖然每一縣一定有聖廟，即文廟，但那裡面大抵并沒有聖像。
凡是繪畫，或者雕塑應該崇敬的人物時，一般是以大于常人為原則的，但一到最應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樣的聖人，卻好像連形象也成為亵渎，反不如沒有的好。
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孔夫子沒有留下照相來，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文獻中雖然偶有記載，但是胡說白道也說不定。
若是從新雕塑的話，則除了任憑雕塑者的空想而外，毫無辦法，更加放心不下。
于是儒者們也終于隻好采取“全部，或全無”的勃蘭特式的态度了。
然而倘是畫像，卻也會間或遇見的。
我曾經見過三次：一次是《
說起從這些圖畫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樣的印象來，則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頭子，身穿大袖口的長袍子，腰帶上插着一把劍，或者腋下挾着一枝杖，然而從來不笑，非常威風凜凜的。
假使在他的旁邊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的筆直，經過兩三點鐘，就骨節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約總不免急于逃走的了。
後來我曾到山東旅行。
在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時候，忽然想到了我們的孔夫子。
一想起那具有俨然道貌的聖人，先前便是坐着簡陋的車子，颠颠簸簸，在這些地方奔忙的事來，頗有滑稽之感。
這種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頗近于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決不應該發生的。
但在那時候，懷着我似的不規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我出世的時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經有了“大成至聖文宣王”這一個闊得可怕的頭銜，不消說，正是聖道支配了全國的時代。
政府對于讀書的人們，使讀一定的書，即四書和五經；使遵守一定的注釋；使寫一定的文章，即所謂“八股文”；并且使發一定的議論。
然而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們，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圓形的地球，卻什麼也不知道，于是和四書上并無記載的法蘭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敗了。
不知道為了覺得與其拜着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們之為得計呢，還是為了什麼，總而言之，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動搖起來，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書籍來了。
屬于科學上的古典之作的，則有侯失勒的《談天》，雷俠兒的《地學淺釋》，代那的《金石識别》，到現在也還作為那時的遺物，間或躺在舊書鋪子裡。
然而一定有反動。
清末之所謂儒者的結晶，也是代表的大學士徐桐氏出現了。
他不但連算學也斥為洋鬼子的學問；他雖然承認世界上有法蘭西和英吉利這些國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決不相信的，他主張這是法國和英國常常來讨利益，連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謅出來的國名。
他又是一九〇〇年的有名的義和團的幕後的發動者，也是指揮者。
但是義和團完全失敗，徐桐氏也自殺了。
政府就又以為外國的政治法律和學問技術頗有可取之處了。
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學，也就在那時候。
達了目的，入學的地方，是嘉納先生所設立的東京的弘文學院；在這裡，三澤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養氣和輕氣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貝殼裡的什麼地方其名為“外套”。
這是有一天的事情。
學監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來，說：因為你們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禦茶之水的孔廟裡去行禮罷！我大吃了一驚。
現在還記得那時心裡想，正因為絕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然而又是拜麼？一時覺得很奇怪。
而且發生這樣感覺的，我想決不止我一個人。
但是，孔夫子在本國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紀的。
孟子批評他為“聖之時者也”，倘翻成現代語，除了“摩登聖人”實在也沒有别的法。
為他自己計，這固然是沒有危險的尊号，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歡迎的頭銜。
不過在實際上，卻也許并不這樣子。
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聖人”是死了以後的事，活着的時候卻是頗吃苦頭的。
跑來跑去，雖然曾經貴為魯國的警視總監，而又立刻下野，失業了；并且為權臣所輕蔑，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為暴民所包圍，餓扁了肚子。
弟子雖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卻隻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隻有一個人。
有一天，孔夫子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從這消極的打算上，就可以窺見那消息。
然而連這一位由，後來也因為和敵人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