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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情況不同了，金朝城郭宮室，政教号令皆同于中國，點兵聚糧，文書往返，動則需相當長的時間，若一方有警，也能引起三方騷動。
這種狀況就制約它不能輕易出兵侵擾我方。
然而，如果朝野之士真有敵兵壓境的警覺，這未嘗不是國家之福氣。
朝廷應善于起用英雄，使之為國争天下，而不應以通和怠惰其心志。
“晉、楚兩國交戰于必阝，栾書認為：‘楚國自從攻克庸以來，其國君時常訓戒國人說：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不可怠惰戒懼之心。
國君還時常訓戒士兵說：勝利不可常保，纣王雖戰功卓著，但因其忘乎所以，最終也落得喪命無後的下場。
’後來，晉、楚休戰于宋國，子罕認為‘：戰争能威鎮邪惡而維護文德，聖人能很好地利用它，而亂臣總是因懼怕而廢棄它，這一興一廢之間，能展示出存亡昏明之心術。
如一味舍棄戰争，就是一種毀道和欺蒙諸侯的行為。
’人心是不能驕惰的，軍威是不可廢棄的，故雖成、康擁有太平之世，仍保留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
這也就是李沆極力反對真宗與遼議和的原因所在。
況且現今南北成抗衡之勢，如廢兵以惰人心，使人們安于忘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原大地于不顧，就隻能投合昏庸之人的意願，執政者之失策将因此而更加嚴重。
陛下為什麼不能倡明大義，而斷然與金決裂呢？
“貶損車駕，坐正殿，陛下當痛自悔責，發誓複仇，以此激勵群臣，振作天下之士氣，鼓舞中原之人心。
如此一來，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自惰了；東征西讨，就會湧現大批人才，盈虛相輔，軍糧就有了保證。
那些狂妄之辭就會不攻自破，懦庸之人就會不斥而自退。
有才之人紛紛而出，隻待陛下起用。
雲合響應之形勢，非安坐可以得來。
臣請為陛下陳說國家立國之本末，且策劃今日大有為之方略，論述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提出今日大有為之機謀，願陛下細聽之。
“唐朝自肅宗、代宗之後，朝廷漸漸失去權柄，而藩鎮割據勢力大長，他們專有土地和人民，自用甲兵财賦。
官爵由其自命，緻使許多人才盡心為其效命，終于造成一種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亂。
宋太祖當朝後，四方諸國被先後平定，節度使也自願接受朝廷統制。
各州郡也直接受制于京師，以京官權知其事，且規定三年一換官，地方财稅，統收于漕司，而兵士各歸于郡縣。
朝廷以一紙之令下于郡國，如臂之使指，莫敢有違。
凡小官微職，概由朝廷任命，天下之勢遂歸一統。
京師重地，以重兵把守，郡國也各有禁軍，此乃天子使其自守其地的方法。
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攬，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
士以标準錄取，官以資格晉升，不求意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奇功。
天子晝夜憂勤于其上，以義禮廉恥正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百姓之生，全天下皆處于規矩準繩之中，因而才奠定了二百年太平之基。
“然而契丹遂得以猖狂放肆，敢與中國抗衡，俨然是南北兩朝，而無主從之區别。
小小澶淵一戰，中國之勢力被削弱，根本雖厚而不可穩立。
因此，慶曆年間增加對契丹的歲币一事，富弼認為是朝廷之奇恥大辱，因而終身不敢自論功勞。
因為契丹下征令，是主子的威風，天子供貢，乃臣下之禮節也。
契丹之所以能取勝中國，是其力量長期積蓄的結果。
它在立國之初，勢力的發展就顯現出征兆。
為此，我祖宗皇帝常嚴廟堂而尊重大臣，常寬郡縣而重信守令。
在法度之内，不曾為難天下之富商大賈，在常規之外，大力褒獎天下之英俊豪傑，這些措施有助于造成立國之大勢，能夠防備内外憂患的出現。
“慶曆年間，諸大臣也曾憤中國之大勢不振，然而，其新政舉措使群臣争相發表自己的觀點，法令也為之變易，這樣一來，朝廷就失去了威嚴；另外，加重按察使的權力，使之邀功生事，便又降減了郡縣的地位。
雖然章得象、陳執中等人對之有所阻止，但因他們本身無所主張，無所建樹，也難免遭他人的排擠與彈劾。
慶曆新政中，有關破除舊例、不拘一格選用人才、勸農桑、務寬大等措施有合理的因素，但其主要的改革思路和措施是錯誤的。
這也就是它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枉費仁宗皇帝一片苦心的原因所在。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迎合聖意，但其變法的實質是要收天下之兵盡歸朝廷，另行教練以達強兵之目的；是要括郡縣之利盡入朝廷，别行度算以達富國之目的。
其青苗之法，唯恐富民之不困乏；均輸之法，唯恐商賈之不損折。
罪無大小，動則興獄，士大夫因畏罪隻好緘口不言；西北兩邊軍政皆委派其親信統轄，豪傑英偉因而恥于受其役使，王安石的聚斂措施使神宗皇帝誤以為兵财之數巨大，遂毅然決定南北征伐，結果不僅聖意不能實現，天下之勢也毫無振興。
王安石的錯誤在于：他不知道朝廷之所以沒有立國之勢，症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