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中的造福主對幸福和暴力做了辯證的詭辯：人類一直想有人一勞永逸地告訴他們什麼是幸福，然後用鎖鍊把他們圈進這一幸福之中。
而現在所做的正是這樣的事。
于是，一切暴力都得到了辯解。
在這裡，紮米亞京的思考又回到了多少年來俄羅斯思想家始終思索的問題：這裡不僅有關于“天堂”抵不上“一個小孩的眼淚”的辯争，關于能否以對未來的允諾剝奪人們的真實權利的辯争，還有能否接受放棄個性和自由的幸福，能否去築造一個幸福的螞蟻窩的思考。
女主人公I-330以個性自由反抗極權主義的形象，表現了紮米亞京的思想。
她不承認最後的革命，不同意有“終止了的”宇宙，她反對這種“精神上的熵”。
她在造福主的酷刑中，堅韌沉默地望着造福主和木然傍坐的Д-503——自己的戀人和出賣者。
她知道“綠色長城”正被打破，人與自然的隔裂一定要消除，牆外的反叛仍在繼續，人性中向往自由、愛情的“我”總是要說出自己的話來，即使如Д-503這樣誠實的“号民”也會不由得“長出了心靈”來。
教條的、劃一的、極權主義的東西是和人的本性格格不入的。
可以說，《我們》（1921）已經闡明了作者在20世紀20年代一系列文章中的觀點，發出了共産主義理想可能被扭曲的“危險信号”。
同時，《我們》也充分地展現了他獨特新穎的新現實主義的藝術創新。
它不再是傳統現實主義的寫真，也不是象征主義地完全超越這個現實的世界。
它懷着對這個世界的摯愛，既超越而又貼近這個世界，多維地、動态地看到這個世界的深層問題。
于是，現實與幻想結合的畫面，誇張、荒誕和隐喻的運用，就成為思考這個世界的必要手段。
小說富有象征主義繪畫般濃烈的感覺色彩。
透過Д-503的心靈和眼睛折射出的世界，充滿鮮明而意味深長的視覺性和感覺性。
造福主暗如深洞的眼睛，I-330那火紅的嘴唇，号民們藍色的制服，出入于護衛局的身形如S的家夥……通過這些形象，作者打通了和讀者靈犀相通的感覺通道。
而紮米亞京獨特的語言辛辣尖刻而又深邃幽默，的确不愧為高爾基所說的“俄羅斯語言的卓越大師”的稱譽。
四、《我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不能否認，《我們》的作者當年對蘇維埃國家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也不能否認，《我們》的開禁是得到當年蘇聯“變革者”的支持的。
他們也的确要用《我們》這鍋老湯來煮自己的肉。
然而，應該指出，《我們》所抨擊的，絕不是《共産黨宣言》裡所預言的那個作為人類曆史發展必然産物的共産主義，不是那個“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共産主義。
人們如果在《我們》中照見現實中某些相似的東西，從而認為它對現實的颠覆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那麼應該說，這并不是《我們》的過錯。
從小說對社會政治層面的影響來說，它本應該成為促進俄國共産主義運動健康發展的因素。
正如紮米亞京當年說過的：“俄國現在沒有敵視革命的作家。
因為他們并不認為革命是一位需要特别守護，要躲開哪怕隻是一點點穿堂風的肺痨小姐。
”這部小說創作于蘇聯建國之初（1921）而發表于蘇聯解體之前（1988），這與其說是《我們》的不幸，不如說是我們的不幸。
從世界文學史的層面來看，《我們》作為20世紀著名的反烏托邦三部曲的奠基作，第一個提出了現代社會中機器和國家對人的壓抑這個世紀性的主題，并發出了危險的信号。
和另兩部流露出悲觀情緒的反烏托邦作品（喬治·奧威爾的《1984》和阿道斯·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相比，它在思想藝術上顯現出堅韌的積極情調，表現出紮米亞京對“革命的辯證法”、對世界永遠向前的堅定信念。
1932年3月紮米亞京在和記者的談話中說：“人們給我講過一個關于公雞的波斯寓言。
一隻公雞有一個壞習慣，總愛比别的雞早叫一小時。
主人陷于尴尬的處境，最終砍下了自己這隻公雞的頭。
小說《我們》看來也是這隻波斯公雞：這種問題以這種形式提得太早。
”
它以其在思想、藝術上的先鋒性在20世紀文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原載《俄羅斯文藝》2000年第2期。
收入本書時，文中《我們》的若幹引文根據本書進行了統一。
——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