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措施被一些人（如無産階級文化派）絕對化、理想化，作為一種社會理想來歌頌，便成為一種荒謬的東西。
這其中所隐藏的極大的危險性已為後來的曆史所證實。
《我們》的書名就是十分有意義的。
因為“我們”正是當時無産階級文化派思潮最典型、最基本的主題：
一切是我們，
在一切中是我們，
我們是火焰和勝利之光，
我們是自己的神靈、法官和法典。
（基裡洛夫《我們》）
而另一位無産階級文化派詩人加斯捷夫在《無聲階級文化》（1919年9——10期）上是這樣描述機械化的集體主義未來的：
“标定的傾向不斷擴大，成為工人運動的戰鬥形式：從無産階級的罷工、怠工，到社會創造、飲食、住宅，以至整個個人私生活到美學的、智力的乃至性的需要。
機械化的不僅是各種姿勢，不僅是生産勞動的方法，而且還有日常生活的思維，這種機械化和極端的客觀主義相結合，使無産階級的心理驚人地标準化起來……即使還沒有國際語言，也有了億萬人擁有的國際化的姿勢、國際化的心理模式。
而正是這一點使無産階級的心理具有驚人的無記名性，可以将個别的無産階級分子任意視為a、b、c，或是325、075、0等等……繼而這種趨向無形中使個性思維成為不可能，使之融于整個階級的客觀心理及其心理開關、接合系統中。
……這種機械化了的集體主義的出現和個體性如此格格不入，如此具有無記名性，這就使這些複合性的集體運動接近于某些物質性的運動，在這些物質中，沒有人的個性面目，有的隻是均衡的、标準化的步伐、無表情的面孔、無感情的心靈。
激情成為不能用呼喊和笑聲，而要用壓力計和計費器來衡量的。
……我們在走向對事物、對機械化了的人群前所未有的客觀性展示，我們在走向不知道任何個人隐私和柔情的、震撼人心的一覽無餘的壯美。
”
加裡甯在評價這位無産階級文化派詩人的一首詩時曾這樣說：“這裡沒有個體的‘我’的位置……這裡隻有一個多種面孔的無比大的不可計數的‘我們’。
”對這樣一種渾然一體的“我們”，另一位無産階級文化派理論權威A.波格丹諾夫給了畫龍點睛的一筆。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在這幅模式圖中，“還有一個隐而未現卻十分重要的一面。
在他的集體背後……有一些看不見卻可以感覺到的領導權威。
”
于是，在這權威的領導下，
在噪音、閃光和轟鳴聲中，
人和物有節奏地行進，
我明白，我清楚地看到，
他們每個人都戴着号碼和通行證。
所有的房子都呈正方塊形，
住宅街道都方方正正，
人們都置身于立方體的房間中，
每個物體都明白和知道
自己在巨大運動中的使命……
這是著名的《我們》一詩的作者基裡洛夫的又一首詩：《鐵的救世主》。
至此，可以看出，實際上，無産階級文化派已經為紮米亞京塑造了《我們》中基本的形象體系、活動方式和生活場景，區别僅僅在于，在無産階級文化派看到美和善的地方，紮米亞京看到的卻是醜與惡，是和他的人道主義理想格格不入的危險的前景。
三、《我們》的主題和藝術成就。
正如《我們》中的主人公Д-503所說的，“要想鑒别思想是什麼材料制作的，隻需給它滴上一滴強酸就行”。
這就是把事物引導到極限。
《我們》中的新現實主義方法就在于把無産階級文化派的邏輯推向終點，從而對俄國社會革命家、俄國思想家長期思考和探索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這部日記體的悲劇小說描寫的是經過“二百年大戰”而建立起的“大一統國”。
它幾乎複寫着前面提到的反烏托邦小說的種種背景：圍着綠色的高牆，頭上是消過毒的天空，一切建築都是玻璃鑄成的。
這裡沒有個人的隐私，沒有個人的姓名，隻有胸前的國家号牌。
為了使每一個“号民”得到“數學般的絕對幸福”，他們以犧牲個性自由為代價而達到“理想的非自由狀态”。
在這裡，舞蹈的美是因為它是一種“非自由的運動”，而“詩歌就是為國家服務，就是實用”。
千百萬“号民”按照《作息條規》、《誠實号民義務條例》，同時起床、散步、進食、工作、睡覺，甚至性生活也服從統一的安排。
總之，個性消失了，就像微小的“克”在“噸”面前那樣無足輕重和必須服從。
而這種幸福境界——“理想的非自由狀态”是需要暴力，需要威嚴的造福主的極權統治來維持的，需要他那無所不在的手——護衛局無所不在的監護和造福主的“鐘形瓦斯罩”——極刑機器的懲治，當然，還有已經深入每個号民心中的護衛們的自我審查。
然而反叛仍然不會止息。
女主人公I-330一夥籌劃把準備去“解放”其他星球上處于“野蠻的自由狀态”的生物的“一體号”飛船劫持到“綠色長城”之外（象征自由和自然）。
日記的主人公，受着思索、失眠折磨的Д-503被确診患病——“長出了心靈”，為此而做了“幻想摘除術”，于是“頭腦又空了、輕了”，“沒有任何妨礙笑的東西了”，他自願向造福主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