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略會使用漢語，寫些藝術性與思想性都不甚高的故事的人。
從寫作上來說，解放八年來，我雖不肯偷閑，但并未得到什麼令人滿意的成績。
可是，我覺得自己的收獲确是不小。
首先是，我知道創作是為誰服務的了。
在解放前，我讀過一些文藝理論著作。
有的讀過就算了，對我的創作方向毫無影響。
有的得到我的欣賞，給了我暫時的影響。
這隻是一種欣賞，并沒有深入地考慮過，那些理論是否正确，是進步的還是落後的。
影響也隻是暫時的，因為既沒有好好考慮過，也就并不十分相信，一看到别的主張，也許就喜新厭舊，又暫時轉移了興趣。
這樣，我至多隻能理解到：文學作品要美，要有益人心。
至于有益于什麼人的心，我就不去追問了。
解放後，我才明白了文藝須為人民服務的道理，也就按照這個方針去進行寫作。
這是個很大的收獲。
有此理解，我才不但改變了寫作的态度，而且改變了作人的态度。
這就是說，我須站在人民裡邊，而不該高高在上，站在人民的上邊，像從前那樣——從前，雖然對人民也有同情，也想為他們說話，但是總以為自己的文化水平比他們的高，見識比他們的廣，我須幫助他們，他們幫助不了我。
到解放後，才慢慢明白過來，這種知識分子的優越感是狂妄的。
事實證明：有黨的領導和人民的創造才有新社會的一切。
作家除了接受黨的領導，和向人民學習，便很難寫出像樣子的作品。
作家不應是替人民說話，而是應該向人民學習，說人民的話。
看清楚這一點，人民與我自己的關系就有了很大的變化：人民應該是作家的良師益友，作家不該自高自大。
替人民說話的态度，也就是舊小說裡俠客偶然替人民打抱不平的态度。
一旦俠客而投靠“清官”，便變成了統治者的爪牙，如黃天霸了。
說人民的話，可就不是這樣“玩票”的态度；必須在思想與感情上和人民一緻，站在同一的立場上。
這可很不容易作到。
知識分子的優越感不是輕而易舉地就能抛掉的。
這個優越感的來源很多，現在隻就我個人的體驗，舉出三個重要的：第一個便是自己的那點知識。
以我自己來說，我雖沒有什麼專門學問，可是究竟讀過一些書，而且會編寫一些故事。
于是就覺得自己必定有些天才，也就不由地驕傲起來。
一驕傲，就看不起人民，脫離群衆。
越重視書本，就越輕看現實生活；越自居天才，就越輕視人民的智慧。
一來二去，把自己的知識和人民的知識隔離開來，以為自己的知識是一般人民所不易得到的，而自己更無須去了解人民，從人民中吸收知識。
這樣，自己的知識本極有限，而又不肯拜人民為師，去豐富知識，特别是階級鬥争的知識，所以作家便非狂傲不可了；不到狂傲無知的程度，便不易維持住自己的優越感了。
我在解放後，才有了這點認識。
是嘛，看一看全國各處的從無到有的建設，就馬上會明白，每一項建設都需要多少知識啊，我們自己的那一點點知識真是滄海之一粟啊！再就革命來說，人民的鬥争經驗是多麼豐富、黨的領導是多麼英明，我們在作品中反映了多少呢，反映得怎樣呢？這麼一想，就不該再驕傲，并且應下決心向人民學習了。
第二個是資産階級的名利思想：前邊說到，知識分子的知識本來不大，或竟小得可憐。
可是，為什麼他們那樣沒有自知之明呢？我想，這是因為資産階級的名利思想在那兒作怪。
資産階級的本領裡，包括着以最小的資本，求得最大的利潤的“技術”。
一個作家而有此思想，就不能不以為自己投資已經很多，讀過幾本書，寫過幾本書，還不應該名利雙收，享受不盡麼？還需要再去投資，學習新事物麼？他們不肯這麼去作。
他們的資本雖小，而會吹噓，自居為才子，得天獨厚。
他們非常滿意自己的才華，豈肯去向人民學習呢。
同時，他們要求一本萬利，以最少的勞力，獲得最高的報酬。
去向人民學習多麼麻煩哪！假如在名利上不能如願以償，他們便斷定新社會還不如舊社會好，今不如昔。
在反右派鬥争中，我們看見不少這樣的實例。
我生長在寒家，自幼兒即懂得吃苦耐勞。
可是，我所受的教育是資産階級的教育。
因此，即使我不曾拚命地去争名奪利，可是也不肯完全放棄名利。
這就是說，在舊社會裡，我雖沒有無恥地往高處爬，可是也不大明确自己究竟是幹什麼的。
寫作是為了什麼呢？想來想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