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已經決定，明天去天一閣。
沒有想到，這天晚上，台風襲來，暴雨如注，整個甯波城都在柔弱地顫抖。
第二天上午來到天一閣時，隻見大門内的前後天井、整個院子，全是一片汪洋。
打落的樹葉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磚牆間透出濕冷冷的陰氣。
是甯波市文化局副局長裴明海先生陪我去的。
看門的老人沒想到局長會在這樣的天氣陪着客人前來，慌忙從清潔工人那裡借來半高筒雨鞋要我們穿上，還遞來兩把雨傘。
但是，院子裡積水太深，才下腳，鞋筒已經進水，唯一的辦法是幹脆脫掉鞋子，挽起褲管蹚水進去。
本來渾身早已被風雨攪得冷飕飕的了，赤腳進水立即通體一陣寒噤。
就這樣，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腳低一腳地向藏書樓走去。
我知道天一閣的分量，因此願意接受上蒼的這種安排，剝除斯文，剝除悠閑，脫下鞋子，卑躬屈膝，哆哆嗦嗦，恭敬朝拜。
今天這裡沒有其他參觀者，這個朝拜儀式顯得既安靜，又純粹。
二
作為一個藏書樓，天一閣的分量已經遠遠超過它的實際功能。
它是一個象征，象征意義之大，不是幾句話所能說得清楚的。
人類成熟文明的傳承，主要是靠文字。
文字的選擇和彙集，就成了書籍。
如果沒有書籍，那麼，我們祖先再傑出的智慧、再動聽的聲音，也早已随風飄散，杳無蹤影。
大而言之，沒有書籍，曆史就失去了前後貫通的纜索，人群就失去了遠近會聚的理由；小而言之，沒有書籍，任何個體都很難超越庸常的五尺之軀，成為有視野、有見識、有智慧的人。
中國最早發明了紙和印刷術。
書，已經具備了一切制作條件的書，照理應該大量出版、大量收藏、大量傳播。
但是，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它遇到了太多太多的生死冤家。
例如，朝廷焚書。
這是一些統治者為了實行思想專制而采取的野蠻手段。
可歎的是，早在紙質書籍出現之前，焚書的傳統已經形成，那時焚的是竹簡、木牍、帛書。
自秦始皇、李斯開頭，隋炀帝、蔡京、秦桧、明成祖都有焚書之舉，更不必說清代文字獄的毀書慘劇了。
又如，戰亂毀書。
中國曆史上戰火頻頻，逃難的人要燒書，占領的人也要燒書。
史籍上出現過這樣的記載：董卓之亂，毀書六千餘車；西魏軍攻破江陵時，一日之間焚書十四萬卷；隋朝末年農民起義，焚書三十七萬卷；唐朝末年農民起義，焚書八萬卷……
再如，水火吞書。
古代運書多用船隻，漢末和唐初都發生過大批書籍傾覆在黃河中的事件。
大水也一次次地淹沒過很多藏書樓。
比水災更嚴重的是火災，宋代崇文院的火災，明代文淵閣的火災，把皇家藏書燒成灰燼。
至于私家藏書毀于火災的，更是數不勝數。
除水火之外，蟲蛀、黴爛也是難于抵抗的自然因素，成為書的克星。
凡此種種，說明一本書要留存下來，非常不易。
它是那樣柔弱脆薄，而撲向它的災難，一個個都是那麼強大、那麼兇猛、那麼無可抵擋。
二百年的積存，可散之于一朝；三千裡的搜聚，可焚之于一夕。
這種情景，實在是文明命運的縮影。
在血火刀兵的曆史主題面前，文明幾乎沒有地位。
在大批難民和兵丁之間，書籍的功用常常被這樣描寫：“藉裂以為枕，爇火以為炊。
”也就是說，書隻是露宿時的墊枕、做飯時的柴火。
要讓它們保存于馬蹄烽煙之間，幾乎沒有可能，除非，有幾個堅毅文人的人格支撐。
說起來，皇家藏書比較容易，規模也大，但是，這種藏書除了明清時期編輯辭書時有用外，平日無法惠澤文人學士，幾乎沒有實際功能，又容易毀于改朝換代之際。
因此，民間藏書就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化傳承方式。
民間藏書，搜集十分艱難，又沒有足夠力量來抵擋多種災禍，因此注定是一種悲劇行為。
明知悲劇還勇往直前，這便是民間藏書家的人格力量。
這種人格力量又不僅僅是他們的，而是一種希冀中華文明長久延續的偉大意願，通過他們表現出來了。
天一閣，就是這種意願的物态造型。
在現存的古代藏書樓中，論時間之長，它是中國第一，也是亞洲第一。
由于意大利有兩座文藝複興時代的藏書樓也保存下來了，比它早一些，因此它居于世界第三。
三
天一閣的創始人範欽，誕生于十六世紀初期。
如果要在世界坐标中作比較，那麼，我們不妨知道：範欽出生的前兩年，米開朗琪羅剛剛完成了雕塑《大衛》；範欽出生的同一年，達·芬奇完成了油畫《蒙娜麗莎》。
範欽的一生，當然不可能像米開朗琪羅和達·芬奇那樣踏出新時代的步伐，而隻是展現了中國明代優秀文人的典型曆程。
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通過一系列科舉考試而做官，很快嘗到了明代朝廷的詭谲風波。
他是一個正直、負責、能幹的官員，到任何一個地方做官都能打開一個局面，卻又總是被牽涉到高層的人事争鬥。
我曾試圖用最簡明的語言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