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的松江地區有一個廣富林文化遺址，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前不久有一次考古現場的電視直播，我與指揮這次發掘的考古學家宋健先生、上海博物館館長陳燮君先生一起，接受了即時采訪。
上海的曆史一般被說成是七百年。
那是指公元一二九二年，元朝設立了上海縣。
這是行政地理學上的概念。
按照這個概念往前推，上海地區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便是介乎吳、越之間的征戰之地，西漢時代屬海鹽縣，唐宋時代屬華亭縣。
這是上海的“前史”。
但是，如果我們的目光從行政地理學拓展到人類生态學，那麼，上海地區的“前史”就更早了。
在被官方劃來劃去之前，這一帶早有祖先活動的蹤迹。
廣富林文化遺址，可以确定已有四千年曆史，這就一下子把我們的時間概念拉長了。
上海這座充分近代化的城市，居然出現了這麼悠遠的曆史背景，就像車水馬龍的街市後面突然出現了巨大的山影，把人吓了一跳。
這裡有一種神秘的時間呼應，一定會讓大藝術家們深深沉思。
但是，我們不能匆忙地把廣富林遺址與現代上海直接相連。
我在傳媒上已經看到不少這樣的宣傳。
有的報刊甚至硬把考古發現中的點點滴滴說成是“上海特性”，與今天上海的發展扯在一起，真是牽強附會。
其實，廣富林和今天的上海，連“遠親”都說不上。
嚴格說來，廣富林遺址為新石器時代長江下遊的人類生态，提供了一個新的佐證。
它的文化意義要宏大得多，開闊得多。
中國進入新石器時代，大概在八、九千年之前。
中國現代考古學産生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對新石器時代的了解，更多地集中在黃河流域，例如陝西、河南一帶的仰韶文化，甘肅的馬家窯文化，山東的大汶口文化，以及衍伸于陝西、河南、山東的龍山文化。
為此，大家一直喜歡把黃河說成是中華文化的“母親河”。
這是對的，但并非唯一。
長江下遊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系統發現，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
其中良渚文化倒是早在三十年代就發現了，但當時隻認為是龍山文化的别支，到五十年代才定名為良渚文化。
現在我們有信心說，在整個新石器時代，長江下遊的文化遺址不僅豐富，而且已經可以完整地構成代代相續的系統。
據我本人的現場考察，最早的應該是我家鄉餘姚的田螺山文化遺址和河姆渡文化遺址。
河姆渡文化遺址比較有名，開始于七千年前；田螺山文化遺址在河姆渡東邊，是近幾年發掘的，比河姆渡文化遺址還早了一千年左右，大約八千年吧。
與河姆渡文化差不多時間，或稍後，浙江嘉興一帶又出現了馬家浜文化。
也有人認為，馬家浜文化就來自于河姆渡文化，渡了一條錢塘江。
又過了一千年，馬家浜文化發展為崧澤文化。
那就直接出現在上海地區了，中心遺址就在現在的青浦區。
時間，大約在六千年到五千五百年前之間。
崧澤文化終于又發展成了赫赫有名的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的中心遺址，在浙江杭州的餘杭，時間從五千五百年前開始。
正好與崧澤文化相接，延續到四千四百年前。
請看，從八千年前開始，幾乎每一千年都有一種重要的文化出現，直到四千年前。
長江下遊的文化生态鍊，堪稱完好。
二
良渚文化的遺址，我曾重點考察。
我一直認為，這是整個中國新石器時代最華貴生态的集中展現。
除了精緻的陶器和絲麻織物外，讓現代人眼睛一亮的是各種精美的玉器。
那些玉琮、玉璧，從造型設計到磨制雕刻技術，都達到了極高的審美等級。
由此可知，良渚社會中的上層貴族已經過着十分奢華的日子，而社會等級的劃分也更明顯了。
這是良渚文化與它的母體崧澤文化的一個重大差别。
更重要的是，良渚文化證明，作為原始文化的核心“生活方式”，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轉變成“精神價值”，而“精神價值”的外顯方式和确認方式，是審美。
那種靈動和飽滿，那種柔雅和力度，那種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