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他的心清在他頭頂上飄來飄去，有時離得遠些，有時離得近些，有時就順着頭頂壓下來，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他曾給母親和兩位執掌家業的叔叔寫過好多次信，要求離婚，結束他和他媳婦那痛苦的生活，還給他們婚姻上的自由。
可是每封信都遭到嚴詞拒絕。
他母親甚至告訴他：這是他父親為他辦的親事，要把媳婦“休”回娘家，除非讓他父親點頭。
唉！這真是從何談起，父親已經進入九泉之下，難道要到閻羅殿前去找他？而最後一封信更加厲害，競附上上他媳婦的一段誓言：我幼讀《女兒經》，長讀《閨中訓》，我明白德容言功與三從四德，我也知道好馬不配雙鞍，烈女不嫁二夫郎。
我進了蕭家的門，活着是蕭家人，死了是蕭家鬼，今生今世不和你“打霸刀”。
接到這封信後，塞上蕭就再也不向家中提這件事了。
也隻有這時他才真正感受到中國這套封建禮法把人束縛到什麼程度！有些人就像最虔誠的宗教徒那樣，一生就以身殉道。
寒上蕭不願回吉林老家不等于他不惦念東北家鄉。
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以後，他對家鄉的淪陷，人民遭受的塗炭，還是思念不已的。
他送李漢超上火車的時候，曾泣不成聲，淚灑胸懷。
九月二十一日，他從報上看到了日本大兵開進吉林省城的消息。
他痛苦得連王爾德都研究不下去了。
過不幾天，王一民給他來了信，信上說：他準備馬上就離開吉林，投筆從戎，參加東北抗日義勇軍去。
信中憤慨地述說了吉林被漢奸熙洽出賣的情況。
當時吉林省長張作相正在錦州老巢裡給他母親辦喪事，軍政大權完全操縱在滿清皇族、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省督軍署參謀長熙洽手裡。
九月十九日日寇剛一占領沈陽城，熙洽馬上就和他當年在日本留學時的老師，現在指揮一個師團侵略軍的多門二郎聯系上了。
二十日熙洽下令将吉林駐軍全部撤出吉林城。
二十一日熙洽親往土門嶺迎接日寇司令官多門二郎，于是日本侵略者就非常迅速地，不費一槍一彈地開進了吉林城。
塞上蕭看完了信氣得咬牙切齒，他恨熙洽這個民族的敗類，祖國的叛徒，人民的公敵。
他幾乎想拿起筆來寫一篇聲讨熙洽的檄文。
但是他沒有，他不能這樣做，他可以在心裡恨，在嘴裡罵，但不能訴之于筆墨，他的筆墨是他獻身于藝術的工具，不能為任何政治目的去亂用。
他從來就反對“國防文學”這個口号，他認為國防和文學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概念，為什麼要硬拉到一塊去呢？用文學去幹國防，不但國防幹不成，連文學也幹沒有了。
塞上蕭在心裡築起一道長城，把文藝和政治完全隔離開了。
這道長城的地基，還是王爾德那“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
塞上蕭思念東北，又不願回吉林老家，怎麼辦呢？北平學生公寓終久不是長居久安之地。
這時他想起了哈爾濱，那裡是他的發迹之地，他的處女作《人生啊！》就是在那出版的。
他覺得這個塞外的都市是可親的，而且自己名字正叫塞上蕭，命裡注定要過塞上的生活了。
于是他給在哈爾濱《北方日報》當主筆的叔叔寫了一封信。
叔叔回信要他立刻前往，一切都不成問題，工作也已安排好，就在《日報》編文藝副刊。
叔叔說他已是有名望的青年作家，又在文科大學裡深造了數年，《日報》能得到這樣人才真要以手加額，高呼天助我也！
塞上蕭非常高興地來到了哈爾濱。
以他叔叔為首的《日報》全體同仁熱烈地歡迎了他。
叔叔特意領他去拜見了《日報》董事長，社會名流盧運啟。
第二天《日報》就在顯著位置上發了一條消息，大标題是“著名小說《人生啊！》作者，青年作家塞上蕭前日抵哈，并将于本報任職。
”副标題是：“本報董事長盧運啟老先生會見塞上蕭，給以非常之勉勵雲雲。
”
擁有大量讀者的哈爾濱《五日畫報》上也刊登了塞上蕭的大幅照片。
照片上的塞上蕭叼着一個很大的煙鬥，斜靠在一株枯樹上，頭發蓬散着，穿西服不系領帶，衣襟敞着，眼睛微微眯縫着，作沉思狀。
如果研究過王爾德的人一看這照片，就知道他模仿的是誰了，照片也打上了王爾德的烙印。
幾天熱鬧過去，塞上蕭到《日報》去上班，沒到一個星期，他就受不了啦。
每天按時上下班，趴在桌子上一天到晚看别人的稿子，去為他人作嫁衣裳。
刻闆的生活，勞累的工作，坐在那裡表就像定住了一樣，真成了度日如年。
他塞上蕭本是作家的材料，怎能幹這樣煩瑣的工作？他也不需要那幾十塊錢的微薄薪水謀生，他需要多少錢，吉林兩個叔叔從來都是滿足供給的。
所以一個禮拜剛過，他就向主筆叔叔提出堅決不幹了。
不但工作不幹，連他叔叔家也不住了。
叔叔待他本來非常好，嬸子對他也極親熱，可是他不習慣那套有秩序的生活。
他的叔叔簡直像個标準鐘，起床，吃飯，睡覺，甚至讀書看報上廁所都有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