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芬是個農村婦女，長得比較醜，她怯生生地向鐘躍民點點頭，便和李奎元走到外屋。
李奎勇說：“躍民，我媳婦是個農村娘們兒，沒見過世面，見了生人就不敢說話，讓你見笑了。
”
鐘躍民笑笑：“肯定挺能幹的。
”
“長得很醜是不是？”
“一般吧，你看着順眼就行。
”
“問題是我看着也不大順眼，不過她心眼兒挺好的，我這個條件也隻能找這樣的媳婦，這種娘們兒雖說模樣不濟，可一旦跟了你就死心踏地，讓人很放心。
”
“你媽也需要有個人照顧，要是找個城裡姑娘，人家才懶得待候老人，所以說好事不能都讓你一個人占全了。
”
“躍民，我還記得你上一次來我家是三十年前，你約我一起去天橋劇場買《紅色娘子軍》的舞劇票，從此以後你再也沒來過，時間過得真快，一晃三十年過去了，想起來就象昨天發生事一樣。
躍民，今天我請你來沒别的意思，就是想和你告個别，我要走了。
”
“你别這麼說，得了病就得治病，咱們都要有信心，我可不是來和你告别的，我已經給你聯系好了醫院，一會兒我陪你去，反正你不能這麼消極的在家裡呆着。
”
“躍民，你沒必要安慰我，你說的話恐怕自己都不信，已經是晚期了，幹嗎要花這個冤枉錢？現在的醫院黑着呢，就象個無底洞，多少錢扔進去都填不滿，咱别犯傻，治與不治結果都是一樣的。
”
“這叫什麼話？你不用考慮錢的問題，這由我來解決，咱們朋友一場，今天你能不能聽我一句，咱們先去醫院好不好？”
“哥們兒，你應該了解我，凡是我想做的事，誰勸也沒有用，咱們不談這些好不好？你我認識幾十年了，見面不吵架的時候少，如今我要走了，你就别招我煩了行不行？”
鐘躍民無言以對，他不知該說些什麼好，面對着這樣貧困的家庭，他覺得無論自己說什麼都是廢話，他除了能拿出一點兒錢來，别的什麼忙也幫不上。
李奎勇所在的出租汽車公司是個集體所有制單位，醫療費實行包幹政策，每年隻按人頭發放二百元醫療費，如果看病費用超過二百元就得自掏腰包。
鐘躍民知道，如今二百元的醫療費連一次感冒都得不起，有錢人還無所謂，隻苦了李奎勇這類無權無勢的老百姓。
李奎勇說得沒錯，這個世界上不可能有什麼平等，一般來說，每個人的命運從一出生就注定了。
鐘躍民記得李奎勇曾經很為自己的工人出身而自豪，曾幾何時，工人階級的牌子多麼響亮，還被稱為是”領導階級”，盡管沒有什麼實際利益，但至少是受人尊重的，可是如今象李奎勇這樣的工人，已經無可奈何地淪落到最底層，成了弱勢群體，想到這裡，鐘躍民感到很辛酸。
“躍民，你信佛嗎？”
“不信，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我絕對尊重宗教信仰。
”
“我以前也不信，後來我接觸了幾個信佛的人，常和他們聊天，我漸漸地對佛教也有了些興趣，隻是那會兒我工作太忙，你想啊，我那時每天早上一醒，眼睛還沒睜開就他媽的欠了公司二百多塊錢的‘車份兒‘，哪有功夫琢磨别的，我生病以後才算是有了閑，于是就先把自己這一輩子仔細想了想，最後又想到了佛教，能靜靜地想想心事，這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我心裡也好受點兒，躍民，你願意聽聽嗎？”
“當然，我今天就是來陪你聊天的，咱們倆有多少年沒好好聊聊了？難得湊在一起呀，今天咱們聊個夠，你說吧，我聽着呢。
”
“那次在醫院，醫生把我弟弟叫到辦公室談話，還把門關上，我心裡就有點兒明白了，看來我這病有點兒懸啦。
奎元出來時我一眼就看出他哭過，咱們中國的醫院就這點不好，誰得了絕症就千方百計地瞞着，怕病人想不開，有些病人也願意配合醫生裝傻充愣，自己蒙自己。
可我早就想明白了，既然是壽限到了，該走咱就得走。
當時我一把揪過奎元說，你小子長能耐了是不是？有事敢瞞着我，我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了，是不是？今天你要是不說我就揍你。
奎元當時哭了，說大哥，醫生已經确診了，是肺癌晚期了，醫生說要馬上住院。
我說，既然已經是晚期了還住什麼院，這不是把錢往水裡扔嗎？最後無非是人死了，活着的人也傾家蕩産了，走吧，咱們回家。
當天晚上我就失眠了，先是咳嗽咳得睡不着，後來不咳了我還是睡不着，我想了很多，先是覺得這輩子活得太窩囊。
你想，我這輩子就沒過過一天的舒心日子，小時候家裡孩子多，全靠我爸一個人掙錢養家，本來日子過得就緊巴巴，偏偏又趕上三年困難時期，隻記得那幾年我經常餓得肚皮貼後脊梁，眼睛裡總是小星星亂飛，那滋味一輩子也忘不了。
我十四歲時，我爸一撒手走了，我這個長子就代替了父親管起了這個家，托社會主義的福，那時我爸的單位還按規定每月向我家發放撫恤金，不然我們家可慘了，你知道嗎？這是我們家曆史上最富裕的幾年，因為國家規定撫恤金是按家庭人口發放，雖然每人隻有十幾塊錢，可是我家人口多，這樣就占了便宜，加起來比我爸在世時的工資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