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這類小事自然是遊刃有餘。
沒過多久，一輛黑色的”吉姆”轎車就停在了派出所門前，身穿軍裝的劉秘書和派出所所長交談了一會兒，事情就解決了。
周曉白和羅芸昂着頭坐進轎車，派出所所長一個勁兒向劉秘書道歉，殷勤地将他們送出大門，汽車已經開出很遠了，周曉白回頭望去，見那幾個警察還站在那裡。
最使周曉白憤怒的是，她為鐘躍民蒙受了這麼多不白之冤，鐘躍民不但連句客氣話都沒有，連面都不露了，這個人似乎失蹤了。
鐘躍民正忙着呢，小混蛋和李奎勇在天橋劇場成功地突出重圍，這件事笫二天就傳遍京城，而且添加了很多演義的色彩，總之，小混蛋成了百萬軍中取上将首級的趙子龍，京城的”老兵”們面子栽大了。
鐘躍民和張海洋咽不下這口氣，他倆絞盡腦汁地準備獨自收拾小混蛋。
鐘躍民自從上次在玉淵潭公園和李奎勇鬧翻後，便把李奎勇也當成了仇人，早把以前的
哥們兒義氣抛在腦後，他多次向張海洋說，再碰見李奎勇，非插了他不可。
而張海洋早就明白李奎勇的價值，他知道小混蛋這類人是不會回家住的，他肯定有自已的秘密落腳處，隻要發現這個地方，事情就可以結束了。
李奎勇肯定知道小混蛋的住處，所以，當他得知鐘躍民約李奎勇在玉淵潭公園見面時，就預先安排了兩個人在附近守候，當鐘躍民和李奎勇談崩了，兩人不歡而散時，李奎勇已經被盯上了。
張海洋沒費什麼事就發現了小混蛋的藏身之處，按照計劃，他和鐘躍民該行動了。
李奎勇住在宣武區南橫街一帶的一個很破爛的院子裡，這個大雜院裡住着至少有十幾戶人家，李奎勇一家七口住着兩間東房，北京的平房面積很小，這兩間房其實總共隻有十四平方米，屋子裡沒地方擺放家具，隻能把有限的面積用于睡覺，所以他家的一切活動都是在床上進行。
當然，說床還不太準确，他家根本買不起床，隻是用木闆和紅磚支起的大通鋪，全家的換洗衣服都放在幾口木箱裡，木箱放在鋪闆上靠牆一側，三隻箱子就能摞到天花闆了。
吃飯時用炕桌，他家老爺子活着的時候，坐在炕桌前盤腿吃飯，李奎勇是長子，被允許坐在炕桌前，他媽和一群弟弟妹妹隻有蹲在地上吃飯的份兒，李奎勇是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長大的。
李奎勇的父親李順發早年從滄州逃荒來到京城，一個逃荒的農民沒什麼手藝，除了一身力氣一無所有，因此拉黃包車成了首選的職業。
不過一踏進這行再想改行就難了，這種職業的人本來是娶不起老婆的，他們是真正的無産者，家無隔夜糧，這話決不是誇張，幹這行的人每天的飯食全憑當天掙，一天不幹活就非餓肚子不可。
要不是解放，李順發這輩子也就打光棍算了，要真是這樣，也就輪不上李奎勇來到這個世界上拔份兒了。
1949年對于李順發來說可是個重要的分水嶺，李順發五一年回家鄉領來個鄉下丫頭成了親，五二年就有了李奎勇，從此這個家庭每年都要添一個孩子，每增加一個孩子，李家的生活水平就下降一截，這似乎是個規律，人越窮越生孩子，而越生孩子越窮，一旦進入這個怪圈，就再也沒有好日子過了。
李順發夫婦一共生了九胎，活下來六個，所以李奎勇有三個弟弟和兩個妹妹。
李順發解放後不用再拉黃包車了，他參加了三輪車聯社，蹬上了平闆三輪車，北京人戲稱這行為”闆兒爺”，大概就是從平闆三輪車上的那塊木闆得的名，三輪車的俗稱就叫”闆兒車”。
李順發在五十年代中期定了五十六元的工資，當時他還挺知足，五十年代的物價很便宜，一個人養一大家子不算太難，可是後來日子就越過越緊了，尤其是三年困難時期，大學教授都吃不飽，何況李順發家了，李順發的身體就是那時垮下來的。
蹬闆兒車這行需要體力，當時的汽車很少，貨運主要靠三輪車，蹬闆兒車的人除了要遠距離蹬車，還要負責裝卸貨物，體力消耗極大。
困難時期李順發一家的日子真有點兒過不下去了，李順發眼看着沒有工作的老婆和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孩子，簡直束手無策，他唯一能做的，隻有勒緊腰帶。
等三年困難時期過去了，李順發的身體也垮了，老天爺一點兒也不憐憫這個多災多難的家庭，1965年春節剛過，李順發就撒手歸去，他死于腎衰竭和心髒病等多種并發症。
父親一死，李奎勇成了這個家庭的主心骨，幸虧是社會主義國家，李順發的單位按規定承擔撫恤金的發放。
窮人家的孩子的确是早當家，李奎勇雖然還沒有工作，他卻承擔起管理全家經濟來源的責任。
連他的母親買菜也得向長子要錢，在這個家裡，弟弟妹妹們可以不聽母親的話，卻不敢不聽大哥的話。
大哥的話是一言九鼎。
窮人家孩子在性格上很容易走兩個極端，要麼極其自尊，要麼就是極其自卑，李奎勇屬于前者，他從小就好勇鬥狠，打起架來不要命，他練摔跤打拳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不受别人欺負。
在和别人打交道時，他隻要求平等，要求尊重，如果别人不給他平等，他就會用拳頭說話。
他之所以能和鐘躍民成為朋友，也是因為鐘躍民能和他平等相處。
而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