擠羊奶，做奶油，制乳酪。
總之，我把自己的經曆詳詳細細地告訴了他們。
我還對他們說，我要勸船長再給他們留下兩桶火藥與一些菜種。
我對他們說，菜種一直是我所求之不得的東西。
我還把船長送給我的一袋豆子也留給了他們，囑咐他們作種子播下去繁殖起來。
這些事情辦完後，第二天我就離開他們上了大船。
我們本來準備立即開船，可是直到晚上都沒有起錨。
第二天一大早，那五個人中有兩個人忽然向船邊泅來。
他們訴說那三個人怎樣歧視他們，樣子甚為可憐。
他們懇求我們看在上帝份上收留他們，不然準會給那三個人殺死。
他們哀求船長收留他們，就是馬上把他們吊死也心甘情願。
船長看到這種情形，就假裝自己無權決定，要征得我的同意才行。
後來，經過種種留難，他們也發誓痛改前非，才把他們收容上船。
上船後，每人結結實實地挨了一頓鞭子，打完後再用鹽和醋擦傷處。
從那以後，他們果然成了安份守己的人了。
過了一會兒，潮水上漲了。
我就命令把我答應給那三個人的東西，用小船運到岸上去。
我又向船長說情，把他們三人的箱子和衣服一起送去。
他們收到後，都千恩萬謝，感激不荊我又鼓勵他們說，如果将來我有機會派船來接他們，我一定不會忘記他們。
離開小島時，我把自己做的那頂羊皮帽、羊皮傘和我的鹦鹉都帶上船，作為紀念。
同時，我也沒有忘記把錢拿走。
這些錢一共有兩筆，一筆是從自己所剩的破船上拿下來的；另一筆是從那條失事的西班牙船上找到的。
這情況我在前面都已交待過了。
這些錢由于一直存放在那裡沒有使用的機會，現在都已生鏽了。
若不經過一番磨擦和處理，誰也認不出是銀币。
這樣，根據船上的日曆，我在一六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離開了這個海島。
我一共在島上住了二十八年兩個月零十九天。
我第二次遇難而獲救的這一天，恰好和我第一次從薩累的摩爾人手裡坐長艇裡逃出來，是同月同日。
我乘這條船航行了半年多，終于在一六八七年七月十一日抵達英國。
計算起來，我離國已經三十五年了。
我回到英國，人人都把我當外國人，好像我從未在英國住過似的。
我那位替我保管錢财的恩人和忠實的管家，這時還活着。
不過她的遭遇非常不幸。
她再嫁之後又成了寡婦，境況十分悲慘。
我叫她不要把欠我的錢放在心上，并對她說，我決不會找她麻煩。
相反，為了報答她以前對我的關心和忠誠，我又盡我微薄的财力給了她一點接濟。
當然，我現在财力有限，不能對她有多少幫助。
可是，我向她保證，我永遠不會忘記她以前對我的好處，并告訴她，隻要我将來有力量幫助她，我決不會忘記她。
這是後話了。
後來，我去了約克郡。
我父親已經過世，我母親及全家也都成古人了。
我隻找到了兩個妹妹和我一位哥哥的兩個孩子。
因為大家都以為我早已不在世上了，所以沒有留給我一點遺産。
一句話，我完全找不到一點接濟和資助，而我身上的一點錢，根本無法幫助我成家立業。
萬萬沒有料到的是，在我這樣窘迫的時候，卻有人對我感恩圖報。
我意外救了船長，也救了他的船和貨物。
這時，船長把我怎樣救了全船和船上的人，詳詳細細地報告了那些船主。
他們就把我邀請去，和他們以及幾個有關的商人會面。
他們對我的行為大大地贊揚了一番，又送了我兩百英鎊作為酬謝。
我對自己當前的處境反複考慮，感到實難安身立命，就決定到裡斯本去一趟，看看能不能打聽到我在巴西的種植園和那合股人的情況。
我相信，我那合股人一定以為我死了多年了。
抱着這一希望，我搭上了開往裡斯本的船，于第二年四月份到達了那裡。
當我這樣東奔西跑的時候，我的星期五一直跟着我，誠實可靠，并證明無論何時何地，他都是我最忠實的仆人。
到了裡斯本，我幾經打聽，找到了我的老朋友，也就是把我從非洲海面上救起來的那位船長。
這真使我高興極了。
船長現在年事已高，早就不再出海了；他讓兒子當了船長，而兒子也已近中年了，仍舊做巴西生意。
那老人家已經不認得我了；說實在話，我也一樣認不出他了。
但不久我就記起了他的面貌。
當我告訴他我是誰之後，他也記起了我的面貌。
老友重逢，交談之際，言詞熱切。
不用說，我接着就詢問了我的種植園和合股人的情況。
老人家告訴我，他已有九年沒有去巴西了。
但他可以向我保證，當他離開那裡的時候，我的合股人還在人世。
我曾委托他和另外兩位代理人照管我的産業。
盡管那兩位代理人已經過世，但他相信，關于我那種植園的收益，我還是不難收到一份種植園這幾十年來發展的詳細報告。
因為，當時人們以為我出事淹死之後，我的幾位産權代理人就把我在種植園股份内應得的收入，報告給稅務官。
稅務官怕我永遠也回不來接受這筆财産，就作了如下的處理：收入的三分之一劃歸國王，三分之二撥給聖奧古斯丁修道院，作為救濟災民以及在印第安人中傳播天主教之用。
但如果我回來，或有人申請繼承我的遺産，我的财産就能還給我，不過已經分配給慈善事業的曆年收入，是不能發還的。
但他向我保證，政府征收土地稅的官員和修道院的司事，一直在監督着我的合股人，叫他把每年的收入交出一份可靠的賬目，并把我應得的部分上繳。
我問他是否知道種植園發展的情況？又問他，在他看來，是否還值得經營下去？如果我去巴西，要把我應得的部分收回來，是否會有什麼困難？
他對我說，種植園發展的具體情況，他實在也不清楚。
可是他知道，我那合股人盡管隻享有種植園一半的收入，但已成了當地的巨富。
他又告訴我，現在回憶起來，他曾聽說，僅僅政府收到我所應得的三分之一，每年就達二百葡萄牙金币以上；這部分錢好像撥給了另一個修道院或什麼宗教機構去了。
要收回這筆财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