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轉急轉直下。
稱王受九錫，就成了有着自己封“國”的諸侯，乃是那個時代人臣所能達到的颠峰，諸葛亮在回絕了這一不知道是有着什麼居心的建議後，在結尾時又偏偏來上了一句“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邪”，這話就與他前面表現的心滿意足的态度産生了矛盾，非但矛盾還迹近于大逆不道，“雖十命可受”，就是說他甚至可以接受超越稱王受九錫的待遇，那猶如直說稱帝了。
這樣的說話出自諸葛丞相之口，與他曆來被說成“謹慎謙恭”的風格是極不相稱的，但我卻以為這才是他個性和思想的真實寫照，他雖然拒絕了李嚴的建議，但卻不自覺地露出了他自傲的、乃至于漠視劉禅的态度。
陳壽對他的評語，有幾句是相當中肯的：“亮之素志，進欲龍骧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内。
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這幾句，一說出了諸葛亮的生平抱負是“進欲龍骧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内”，二說出了諸葛亮對自己的評價，表現出他自視極高、當世不做第二人想的态度，實際上諸葛亮的一生，都是圍繞着這幾句話而展開的。
建興八年，魏大将軍曹真三路攻蜀，諸葛亮拒之，随即準備第二年出軍進行第四次北伐。
這回他再次要求李嚴率軍北上漢中受他節度，諸葛亮在後來列舉李嚴罪狀的表章中，對李嚴當時的反應是這樣寫的：“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
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
”(14)
李嚴這個時候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顯然正如諸葛亮所言的那樣是“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而李嚴以司馬懿等開府辟召為借口向諸葛亮逼利，也并不是随便拿來就用的借口，他對諸葛亮開府而他沒能享受同等待遇一直是耿耿于懷的，此刻他看似随便地舉了這麼一件事情做例子來逼諸葛亮，事實上正是表達了他北上漢中的條件，是要得到他這個和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所應該享受的待遇，也就是要和諸葛亮一樣，可以開府選拔官吏。
諸葛亮當然是不可能答應也不會允許發生這樣的事情的，但他也明白，在面對曹魏勢力強大的壓力下，與李嚴這樣長期僵持下去并不是什麼好事。
而李嚴和他二人，雖然在權利鬥争中互不相讓，但在對維持蜀漢政權生存的這一根本點上，卻是絕對沒有分歧的。
因此他做出了妥協，“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繼續把江州一帶保留給李嚴；而相對他的妥協，李嚴也作出了對應的姿态：“将二萬人赴漢中”，同時接受諸葛亮的任命，擔任中都護署府事(15)，并将自己的名字由嚴改為平。
按那時的解釋，平字含義大緻為行事有序、平定亂事，這相當符合當時的形勢。
《三國志》《吳書》《薛綜傳》：“孫休時，珝為五宮中郎将，遣至蜀求馬。
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
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将及，其是之謂乎！’”
這兩則資料表明，由于諸葛亮連年出兵北伐，兵員不足，遂調各郡兵補充北伐部隊，然而各郡大約是以各種借口為由而拒不發兵，形成了“多不相救”的局面。
而在諸葛亮死後，軍隊中大量士兵和職業兵戶更是紛紛逃亡，做為地方長官的呂乂，數年中僅在一個蜀郡就查出了萬餘名逃避兵役者。
延續至蜀漢後期姜維北伐期間，蜀漢已經出現了“經其野民皆菜色”的景象，可見連年北伐對蜀漢經濟造成的傷害之大，因此百姓們對北伐不支持是比較正常、毫不奇怪的，在任何一個時代，從根本上百姓們總是厭戰和期望和平的。
另外一個問題，乃是諸葛亮作為一個法家思想的秉承者，對申韓之術習之精而用之果，史稱其對官吏“用法峻嚴”，而且大權獨攬，“政事無巨細，鹹決于亮”，“杖二十以上親決”其負面效果就是直接導緻蜀漢朝廷在一旦缺乏了象諸葛亮這樣強勢而又出色的政治人才以後，政治上整個統治機構出現了“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一片闇然的局面，經濟上則是“經其野民皆菜色”，對這樣的後果，諸葛亮這個蜀漢政權實際統治者、所有既定方針的制定者，應該負上不可推卸的責任。
我們必須承認，諸葛亮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對蜀漢皇朝的忠誠令人感歎，然而作為一個周旋于政治、軍事舞台上的政客和權臣，他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這個特定的舞台上遊戲規則的制約，因此他絕不是一個沒有缺陷和沒有污點的人，一個曆史的人是不可能完美的，諸葛亮的人格和道德魅力以及政治、軍事能力，在長期以來的盲目推崇中被放大乃至發展到最後的完美，大量一直存在的、可以說明問題的資料被視而不見，或者被斥為不可信的資料，這是不客觀的。
對我而言，曆史的真實總是被隐藏在拆開裁減過的文字裡，也許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真相，但我們需要發現和發現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