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文學的同“名士風度”發生關系，當在魏晉之間，去時較遠似乎還無所聞。
魏晉以後，能文之士，除開奏議賦頌，原來就在向帝王讨好或指陳政治得失有所主張，把文章看得較嚴重外，其他寫作态度，便莫不帶一種玩票白相的神氣。
或作官不大如意，才執筆雕飾文字，有所抒寫，或良辰佳節，湊興幫閑，才作所謂吮毫鋪素的事業。
晉人寫的小說多預備作文章時稱引典故之用，或為茶餘酒後閑談之用，如現存《博物》、《述異》、《世說》、《笑林》之類。
唐人作小說認真了一些，然而每個篇章便莫不依然為遊戲心情所控制。
直到如今，文學的地位雖同時下風氣不同，稍稍高升一些，然而從一般人看來，就并不怎樣看得起它。
照多數作家自己看來，也還隻算一種副業。
一切别的事業似乎皆可以使人一本正經裝模作樣的作下去，一提到寫作，則不過是随興而發的一種工作而已。
倘若少數作者，在他那份工作上，認真莊嚴到發癡，忘懷了一切，來完成他那篇小說那些短詩那幕戲劇，第一個肯定他為傻子的，一定也就是他同道中最相熟最接近的人。
過去觀念與時代習氣皆使從事文學者如票友與白相人。
文學的票友與白相人雖那麼多，這些人對于作品的珍視，卻又常常出人意料以外。
這些人某一時節卷起白襯衫袖口，到廚房裡去炒就一碟嫩雞子，完事以後得意的神氣，是我們所容易見到的。
或是一篇文章，或是一碟雞子，在他們自己看來總那麼使他們感到自滿與矜持。
關于烹調本是大司務作的專門職業，先生們偶爾一作，帶着孩子們心情覺得十分愉快，并不怎麼出奇。
至于研究文學的，研究了多年以後，同時再來寫點自己的，也居然常常對于自己作品作出“我居然也寫了那麼一篇東西！”的神氣，就未免太天真了。
就是這一類人，若在作品中發生過了類乎“把菜收回重新另作”的情形時，由于羞惱所作出的各種事情，有時才真正古怪得出人意外！
隻因為文學者皆因曆史相沿習慣與時下流行習氣所影響，而造成的文人脾氣，始終隻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發日子，他的工作興味的熱誠，既不能從工作本身上得到，必需從另外一個人方面取得贊賞和鼓勵。
他工作好壞的标準，便由人而定，不歸自己。
他又像過分看重自己作品，又像完全不能對于自己作品價值有何認識。
結果就成了這種情形。
他若想成功，他的作品必永遠受一般近在身邊的庸俗鑒賞者尺度所限制，作品決不會有如何出奇炫目的光輝。
他若不欲在這群人面前成功，又不甘在這群人面前失敗，他便隻好擱筆，從此不再寫什麼作品了。
倘若他還是一種自以為很有天才而又懷了驕氣的人呢，則既不能從一般鑒賞者方面滿足他那點成功的期望，就隻能從少數帶着胡塗的阿谀贊美中，消磨他的每個日子。
倘若他又是另一種聰明不足滑跳有餘的人呢，小小挫折必委屈到他的頭上，因這委屈既無法從作品中得到卓然自見的機會，他必常常想方設法不使自己長受委屈；或者自己寫出很好的批評，揄揚吹噓，或别出奇計，力圖出名，或對于權威所在，小作指摘，大加頌揚。
總而言之，則這種人登龍有術，章克标先生在他一本書中所列舉的已多，可不必再提了。
近些年來，對于各種事業從比較上皆證明這個民族已十分落後，然而對于十年來的新興國語文學，卻似乎還常有一部分年青人懷了最大的希望，皆以為這個民族的組織力、道德性與勇敢誠樸精神，正在崩潰和腐爛，在這腐爛崩潰過程中，必然有偉大的作品産生。
這種偉大文學作品，一面記錄了這時代廣泛苦悶的姿态，一面也就将顯示出民族複興的健康與快樂生機。
然而現在玩票白相的文學家，實占作家中的最多數，這類作家露面的原因，不屬于“要成功”，就屬于“自以為成功”或“設計成功”，想從這三類作家希望什麼紀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種如何愚妄的期待！一面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學作家支持着所謂文壇的場面，一面卻是一群教授，各抱着不現實願望，教俄國文學的就埋怨中國還缺少托爾斯泰，教英國文學的就埋怨中國無莎士比亞，教德國文學的就埋怨中國不能來個歌德。
把這兩種人兩相對照起來時，總使人覺得極可憐也極可笑，實則作者的态度，若永遠是票友與白相人态度，則教授們研究的成績，也将同他們的埋怨一樣，對于中國文學理想的偉大作品的産生，事實上便毫無幫助。
偉大作品的産生，不在作家如何聰明，如何驕傲，如何自以為偉大，與如何善于标榜成名，隻有一個方法，就是作家“誠實”的去做。
作家的态度，若皆能夠同我家大司務态度一樣，一切規規矩矩，凡屬他應明白的社會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時那一個問題因為空間而發生的兩地價值相差處，得失互異處，他也看得極其清楚，此外“道德”，“社會思想”，“政治傾向”，“戀愛觀念”，凡屬于這一類名詞，在各個階級，各種時間，各種環境裡，它的伸縮性，也必需了解而且承認它。
着手寫作時，又同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