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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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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也無法作何言語了!因為右脅突然作痛,痛得額上流黃豆大的汗珠。

    載沣倒有些不忍,命太監将他扶了出去,用軟椅擡到隆宗門外,坐轎回家就躺下了。

     一連兩天未曾入值,他的姐夫鹿傳霖來看他,帶來一個消息,說直隸的士紳認為呂海寰非去不可,而慶王奕劻打算保徐世昌兼辦,攝政王已經同意了。

     這話不知道還好,一知道他又忍不住要争了。

    因為徐世昌雖是天津人,但地方上感情并不好,而且,一則徐世昌自奉甚儉,而揮霍公款是有名的。

    當東三省總督,帶了兩千萬銀子去,連同原有的庫存,不下三千萬之多,在沈陽大興土木,踵事增華,不上幾年工夫,花得光光。

    如今兼了津浦路的總辦,作風不改,路成無日。

    再則,徐世昌跟袁世凱的關系太深,定會借津浦路工款不敷的說法,與張鎮芳商量着在鹽斤上加價,為袁世凱彌補虧空。

    這一來豈非要激起民變? 因此,下一天力疾入宮,一到便請攝政王召見,直言相詢,有無其事。

     “有的。

    慶親王保他‘才堪繼任’。

    ” “雖然才堪繼任,無奈輿情不屬。

    ” “輿情不屬?”載沣笑笑:“是直隸紳士的意思。

    ” 紳士跟小民的利害是不同的,張之洞不便細陳,隻說: “不然!輿情不屬,而且會激出變故。

    ” “怕什麼!”載沣淡淡地說:“有兵在!” 張之洞象是腦前被搗了一拳,頓覺喉間有什麼東西上湧,而且自己微微聞見腥氣,口一張,一口鮮血吐在攝政王載沣面前。

     “不得了,不得了!”載沣大驚:“快傳禦醫!快,快,把張中堂擡到軍機處!” 于是太監七手八腳地将張之洞寺到軍機處,躺在藤椅上,面如金紙,氣息奄奄,右脅連胃脘痛不可當,要用燙滾的熱手巾敷覆,才比較好過些。

     這天是六月初四,張之洞就此病倒了。

    第一次請假五天,到了初九,續假五天,以後又續假兩次,每次十天。

    轉眼匝月,病勢仍無起色,再奏請續假時,奉到上谕:張之洞因病續假,朝廷實深廑念,着再賞假二十日,假滿即行銷假,照常入值。

     病中的張之洞,牢騷特多,自道嘔色之因,是攝政王那句“有兵在”乃是“亡國之言”。

    從來施政未惬民心或官吏措施失當,以到激起民變,總是以安撫為先,而事後追究責任,亦一定申複申誡,務須防患未然。

     再深一層看,即令是稱兵造反,亦必先剿後撫,或者剿撫兼施,從無明見民變将起,悍然不顧,竟打算着勒兵觀變,這是自絕于民,不亡何待? 這話傳到攝政王耳中,自己也覺得失言了。

    但不想這一句話,竟會将七十三歲的三朝老臣氣得吐血,未免内疚。

    所以一再派人去探望張之洞,送人參、送西洋補藥,情意殷厚,這對張之洞自然是安慰,但不能治他的心病,亦就無補于他的沉疴。

     他的第一樁心病,即是在湖北的虧空。

    三國大借款由于美國的插手,“功敗垂成”,而夜長畢竟夢多,輿論無不反對借洋債以修路,即使美國退出,三國借款一時亦無法訂約。

    看來隻好聽天由命了。

     再一樁他不甘心的是,嘔血相争,仍不能挽回攝政王的意志,津浦路總辦,仍由徐世昌兼領。

    呂海寰丢了差使,李德順革職永不叙用,他的女婿永祺除革職外,還要充軍。

    “禍延顯者”,楊士骧既失知人之明,難辭濫保之咎,“着撤消太子少保銜”。

     有楊士骧這樣的大官,自然而然會令人想到袁世凱、岑春煊這些能駕馭屬吏的督撫。

    載濤就一再在攝政王面前進言,鼓吹袁、岑複起。

    載沣知道,起用袁世凱,阻力甚多,首先隆裕太後的那一關就通不過,複召岑春煊,卻可以考慮。

     因而有個傳說,攝政王打算讓岑春煊重回郵傳部,将徐世昌調為湖廣總督。

    此訊一傳,郵傳部奔走相告,宛如大禍臨頭,尤其鐵路總局從梁士诒以次,無不大起恐慌。

    岑春煊未到任就攆走了朱寶奎的記憶,令人不寒而栗!最糟糕的是岑春煊全不念兩廣大同鄉之誼,對廣東紳士的成見特深。

    這個傳說,如果成為事實,鐵路總局的那班廣東人,都覺得非卷鋪蓋不可了。

     幸好活動的路子多得很。

    攝政王的太福晉,近來受北府總管的慫恿,很招攬閑事,所以通過載洵的關系,送上交通銀行一份十萬銀子的存折,岑春煊複起的傳說,很快地就平息了。

     ※※※ 端方是在張之洞病假不久到京的,此行滿載而歸,為他運碑版古董的專車,有六個車廂之多。

    六朝古迹,他都走到了,有一對陳後主還是李後主的刻花石井欄,據說亦在他的專車中。

     宮門請安,谒見攝政,拜訪軍機之餘,端方特為抽了大半天的工夫,去探張之洞的病,一半是談一件得意之事。

    當然,這件得意之事也是張之洞所樂聞,而且志同道合在協力進行的——收購私人藏書,設置官立圖書館。

     ※※※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丁未政潮”正在醞釀時,中國損失了一批價值無可估計的古書。

     自洪楊以後,海内藏書,盛稱四大家:聊城楊氏海源閣;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歸安陸氏皕宋樓。

    陸氏後起,但有居上之勢。

     皕宋樓樓主名叫陸心源,字剛父,很會做官,也很會經營,當廣東南韶兵備道時,便已開始藏書,積得有一百箱。

    居鄉六年複起當福建鹽運使,被參革職,而宦囊已頗豐盈,因而大收古書,以上海郁氏宜稼堂的精椠為基本,數年之間,蔚然成家。

    在洪楊以前,收藏宋版書的巨擘是蘇州黃丕烈,字荛圃,他的藏書齋名甚多:士禮居、讀未見書齋、陶陶居、百宋一廛。

    陸心源題名皕家樓,即表示所藏宋刻,多于“百宋一廛”一倍。

    其實不然!陸心源的藏書,多少有沽名積财的意味在内,在藏書家之中品格不高,所玩的花樣,亦不免讓通人齒冷。

     陸心源一死,他的兒子陸樹藩不能世守其業,同時亦不知道他父親藏書的内容,動辄跟人誇耀:“守先閣中宋元舊刻甚多”。

    其實不是這麼一回事。

     陸氏的藏書分為兩部分,一部分藏于守先閣,一部分藏于皕宋樓及十萬卷樓。

    守先閣的藏書曾經陳明浙江巡撫,轉奏朝廷,歸之于公,而所藏之書,都是明朝以後的刻本及普通的鈔本。

    他所以這樣做,是用來掩護他的皕宋樓的舊刻精鈔。

    至于所謂十萬卷樓,有其樓無其書;在皕宋樓的藏書上加钤印記而已。

     大概在光緒三十一、二年之間,有個日本人叫島田翰,是個漢學家,精通版本目錄之學,撰有《古文舊書考》、《群書點堪》、《訪餘錄》等書,對中國藏書聚散的源流,了如指掌。

    此時看中了陸氏藏書,幾次登皕宋樓去細心檢讀,認為如果能得這批書籍,足補日本藏書之阙。

    因為日本藏書,群經諸子,大緻齊備,史、集兩部,則嫌缺略,而皕宋樓所藏,恰好以此兩部為多。

     于是島田翰便找陸樹藩談判。

    此人捐班出身,由于國子監征書,陸心源送了舊鈔舊刻一百五十種,總計兩千四百餘卷,因而陸樹藩得以蒙賞國子監學正的銜頭。

    是這樣一個人,當然不會守先世之書,更不會知道為國家保存典籍。

    他隻知道宋版書值錢,當時索價五十萬圓,後來自動減為三十五萬,再減為二十五萬。

    島田翰接頭好了賣主,趕回日本去找買主。

     有個日本的男爵岩崎彌之助,是三菱系的财閥,亦是日本有名的藏書家,島田翰找買主自然找他。

    于是岩崎委托日本史學會會長重野成齋,在上海跟陸樹藩談判,終于十萬銀圓成交。

    這是四月裡的事,半年以後,皕宋樓、十萬卷樓、連守先閣的藏書,由日本郵船運到東京,歸入岩崎的“靜嘉堂文庫”。

     消息傳出,士林大嘩,笃學好古之士,為之痛哭流涕的,大有人在。

    端方向來以保存國粹自命,更為難過。

    因此在風聞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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