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來說是個重要的年份，他還在柏林與瑪茨奈爾·伊倫娜（昵稱“羅拉”，這位考紹的名門閨秀也是為了反叛家人而出走柏林）一見鐘情。
從那之後，馬洛伊與她相濡以沫六十三年；從那之後，羅拉不僅是他的妻子，還是他的旅伴、難友和最高貴意義上的“精神伴侶”，幾乎他以後寫下的所有文字，羅拉都是第一位讀者。
1922年馬洛伊的散文集《抱怨書》在家鄉出版，其中有一篇《親戚們》，描寫自己的親戚們和青少年時代生活，為後來創作《一個市民的自白》的第一部提供了框架。
1923年，馬洛伊與羅拉在布達佩斯結婚，随後兩人移居巴黎。
“我們計劃在巴黎逗留三個星期。
但是後來住了六年。
”馬洛伊在《一個市民的自白》裡詳細講述他戲劇性的巴黎生活，他去索邦大學讀書，去圖書館翻雜志，做一些勉強糊口的工作，給德國和匈牙利報紙撰寫新聞，并陪羅拉經曆了一場險些喪命的重病……盡管在巴黎的生活十分貧寒，但精神生活十分豐富，作為記者，他看到了一個更大的世界，他親耳聆聽過阿波尼·阿爾伯特在日内瓦的著名演講，見到張伯倫向這位曾五次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匈牙利政治家緻意……在這期間，他還去過大馬士革、耶路撒冷、黎巴嫩、蒙特勒和倫敦，最重要的是讀了普魯斯特；毫無疑問，《追憶似水年華》對馬洛伊後來寫《一個市民的自白》影響至深，難怪評論家經常将他倆相提并論。
馬洛伊在1924年6月20日寫的一封信裡說：“巴黎吸引我，因此不管我一生中會流浪到哪裡，最後都會回到這裡。
”在巴黎期間，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屠殺》（1924）在維也納問世，同時他還完成了一本遊記《跟随上帝的足迹》。
5
“有什麼東西結束了，獲得了某種形式，一個生命的階段載滿了記憶，悄然流逝。
我應該走向另一個現實，走向‘小世界’，選擇角色，開始日常的絮叨，某種簡單而永恒的對話，我的個體生命與命運的對話；這個對話我隻能在家鄉進行，用匈牙利語。
我從蒙特勒寫了一封信，我決定回家。
”1928年春天，馬洛伊回到了布達佩斯，但羅拉繼續留在巴黎，因為她不相信馬洛伊心血來潮的決定：“我名下的公寓還在巴黎，羅拉還留在那裡，她不相信我的心血來潮。
”
一方面，馬洛伊自己也心裡打鼓：“我不安地想：回去後我必須要謹言慎行；必須學會另一種匈牙利語，一種在書裡面隻選擇使用的生活語言，我必須重新學匈牙利語……在家鄉，肯定不是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個全新的家鄉……我必須再次‘證實’自己是誰——我必須從頭開始，每天都得從頭開始……我在家鄉能夠做什麼呢？”另一方面，馬洛伊了解自己是“一名能從每天機械性的工作中省出幾個小時滿足自己文學愛好的記者”，了解自己與生俱來的“匈牙利作家的命運”。
他離開家鄉，是為了找到自己；回到家鄉，則是為了成為自己。
這時的匈牙利，已經不是他離開時的那個祖國。
1920年簽訂的《特裡亞農條約》，使原來的“大匈牙利”四分五裂，喪失了72%的領土和64%的人口；考紹也被劃歸給捷克斯洛伐克。
馬洛伊沒有回家鄉，而是留在了布達佩斯。
這時的他，已經是著名的詩人、作家和記者了，他的文學素養、獨立精神和世界眼光，都使他很快跻身于精英階層，成為社會影響力很大的《佩斯新聞報》的記者。
1928年，馬洛伊出版了長篇小說《寶貝，我的初戀》。
1930年，随着青春小說《反叛者》的問世，開啟了馬洛伊小說創作的黃金時代。
《反叛者》的主人公們是一群青春期少年，他們以烏托邦式的挑戰姿态向成年人世界宣布：“我們不想與你們為伍！”他們以純潔的理想，喊出了戰後一代年輕人對世界、對成年人社會的懷疑。
這部小說于1930年被譯成法語，大作家紀德讀後，興奮地緻信這位素不相識的匈牙利作者；存在主義思想家加布裡埃爾·馬塞爾親自撰寫評論。
這部小說與法國作家讓·谷克多同年出版的《可怕的孩子們》，成為歐洲文壇的重要事件。
同年出版的《陌生人》，則根植于他在巴黎的生活感受，講述了一個長大成人的男孩如何面對自己的内心世界。
1934年至1935年，馬洛伊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分為兩部的自傳體小說《一個市民的自白》，時間跨越世紀，空間縱橫歐陸。
小說的第一部繪聲繪色地講述了自己的家族史和青春期成長史，生動再現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東歐新興市民階層的生活全景畫卷。
他用工筆的手法翔實記錄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市民階層的生存環境、生活習慣、家族傳統、人際關系、審美趣味、道德準則、行為規範和社會風俗，刻畫之詳之細，如同攝像機拍攝後的慢放鏡頭，精細到各個房間内每件家具的雕花和來曆、父母書櫃中藏書的作者和書名、妓院房間牆上貼的告示内容和傍晚在中央大街散步的各類人群的時尚裝扮。
書裡有名有姓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