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達上百個，從皇帝到女傭，從親友到鄰裡，從文人、政客到情人、路人，每個人都擁有個性的面孔和命運的痕迹。
從文學水準看，該書毫不遜色于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
在第二部中，馬洛伊回憶了并不久遠的流浪歲月。
從德國、法國、英國、瑞士等西歐國家，寫到東歐的布達佩斯，不僅講述了個人的流浪、寫作和情感經曆，還勾勒出歐洲大陸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動蕩、不安、複雜、激進的歲月影像，各地人文曆史宛然在目，無數曆史人物呼之欲出，真可謂一部大時代的百科全書。
更重要的是，《一個市民的自白》以宏大的篇幅記錄了一位東歐年輕知識分子的生理和心靈成長史，對内心世界的變化刻畫得毛舉縷析，委曲畢現，其揭露之酷、剖解之深和态度的坦誠，都是自傳作品中少見的。
如果讓我作比的話，我首先想到的是薩義德的《格格不入》和卡内蒂的“舌耳眼三部曲”。
不過，也正是由于坦誠，馬洛伊于1936年官司惹身，他當年的一位神父教師以毀譽罪将他送上法庭，另外作者的幾位親戚也對書中披露的一些細節感到不滿，因此，馬洛伊被迫銷毀了第一版，支付了神父一筆可觀的賠款，并對該書進行了大幅度的删減，主要删掉了對天主教寄宿學校中男孩們暧昧的情色生活的描述和關于幾位親戚的家庭秘聞，減掉了至少有三章的篇幅。
從那之後的近八十年裡，讀者隻能看到删節後的《一個市民的自白》，我翻譯的這個版本也是1936年後的删節本。
匈牙利終于出版了全本的《一個市民的自白》，遺憾的是，當時我的譯文已經交稿，隻能寄希望于以後中文版再版時，我再花時間彌補這個小小的缺憾。
對“馬洛伊迷”來說，還有一個好消息：作為馬洛伊的遺稿在箱底壓了多年的《我想要沉默》被意外發現并編輯出版，這部書便是馬洛伊曾在日記中提到的《一個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
至此，馬洛伊的這本自傳終于在作者去世二十四年後能以完整的面貌與讀者見面，我想中文版面世隻是早晚的事情。
6
從1928年回國，到1948年出國，馬洛伊小說的黃金時代持續了整整二十年。
毫無疑問，馬洛伊是我知道的世界上最勤奮、最多産、最嚴肅，也最真誠的作家之一，在當時的匈牙利文壇，他的成就和聲譽無人比肩。
在馬洛伊的長篇小說中，1942年聖誕節問世的《燭燼》是語言最精美考究、故事最動人、情感最深沉、風格最強烈的一部。
兩位老友在離别多年後重逢，在昏暗、空寂的莊園客廳裡秉燭對坐，徹夜長談，追憶久遠的過去，一個成了審判者，另一個成了被審判者。
年輕的時候，他倆曾是形影不離的金蘭之友，相互交心，不分你我；後來，其中一個人背叛了另一個，甚至有一刻動了殺機，結果導緻一系列悲劇。
馬洛伊講故事，但不僅講故事，還用莎士比亞式的語言懷念逝去的帝國時代，以及随之逝去的貴族品德和君子情誼，他通過兩位老人的對話告訴讀者，悲劇的根源不是一時的軟弱，而是世界秩序坍塌時人們傳統道德觀念的動搖。
1998年，《燭燼》最先被譯為意大利語，随後英文版、德文版問世，之後迅速傳遍世界，台灣地區也于2006年出版了從意大利語轉譯的繁體版，在華語讀者中影響甚廣。
至今，《燭燼》是馬洛伊作品中翻譯語種最多、讀者最熟悉、市場最暢銷的一部小說，後來被多次改編成電影、話劇和廣播劇。
不久前，書評家康慨先生告訴我，他正在讀我剛出爐的《燭燼》譯稿，激動得禁不住大聲朗讀，并摘出他最喜愛的關于音樂、友情、孤獨、衰老的段落發給我，說書寫得好，也譯得好，我心裡不僅感到安慰，還感到一種“古代君子”的情愫在胸中湧流，我希望，它能通過我的翻譯在我身上留下一部分，也能讓讀者們通過閱讀留下一些。
《真愛》是一部婚姻小說，通過兩段長長的自白，先出場的是妻子，随後出場的是丈夫，從兩個截然不同的階層、視角、修養和感受講述了同一個失敗的婚姻。
他們兩個都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判斷對方，都以自己的真實看待這段婚姻。
按照馬洛伊的觀念，這個婚姻是注定失敗的，因為與生俱來的修養差别和階層烙印。
其實這個觀點，作者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就清楚地表述過：“大多數的婚姻都不美滿。
夫妻倆都不曾預想到，随着時間的推移，有什麼會将他們分裂成對立的兩派。
他們永遠不會知道，破壞他們共同生活的潛在敵人，并不是性生活的冷卻，而是再簡單不過的階層嫉恨。
幾十年來，他們在無聊、世俗的冰河上流浪，相互嫉恨，就因為其中一方的身份優越，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姿态優雅地攥刀執叉，或是腦袋裡有某種來自童年時代的矯情、錯亂的思維。
當夫妻間的情感關系變得松懈之後，很快，階層争鬥便開始在兩個人之間醞釀并爆發……”
《草葉集》是馬洛伊流傳最廣的散文集，談人生，談品德，談理想，談哲學，談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