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衛邊疆上，都極其缺乏人力，于是表現在戰争中，常常以掠奪農業人中與兵源為其重要的目的。
表現在蜀漢北伐中，有街亭之役，退守西城，遷民還漢中，在祁山之役中，蜀軍占領上圭阝後，諸葛亮的刈盡麥田莊稼而南轍。
姜維于延熙十六年（253）六月，擊敗徐質部，乘勝徙河關、狄道、監洮三地居民而還。
在這些戰争中的掠奪勞動力和物資的性質，同樣也反映在曹魏方南，如曹操為了防止蜀募氐兵曾遣張既遷武都氐五萬餘落戶于扶風（治槐裡）、天水界。
這不但反映了東漢末至三國時期的時代特點，同時也反映了上古直至中世紀早期的時代特征。
諸葛亮一生謹慎，表現在治蜀，北伐乃至他的戰略思想和每一戰役中，都作了充分的準備。
在局部上要做到以強攻弱，不打無準備之仗。
故在戰術上一直采用避實就虛，兩個拳頭打人的辦法，實中有虛，虛中有實，以奇兵取勝。
他不采納直取關中，而繞道隴右、涼州，少出斜谷、駱谷，而多取道祁山、段谷；姜維同樣多攻洮陽、狄道，少取祁山、上圭阝。
諸葛亮偶爾派兵直趨羌中，姜維更是直抵河關，除了戰術上的需要之外，其中還有一個民族因素在其中的。
總括以上幾個方面的原因，我們認為，自黃巾起義橫掃六合的摧枯朽大滌蕩以來，隴右、涼州一帶氐、羌民族起義在客觀上成了農民軍的一支友軍力量。
以曹、劉等為首的地主武裝力量乘機聯合起來，鎮壓了起義軍和他們的聯合者，在混戰中形成數支割據勢力，連年征戰不休。
人民渴望和平，社會需要安定，他們順應曆史潮流的發展形勢，各自統一了自己控制區的大片土地，形成了三中鼎立的新局面。
曹操和分的繼承人對雍、涼地區的少數民族采取了高壓手段，這就給這一地區的統治留下了不安定的隐患。
而諸葛亮在内修明政治，嚴行法制，虛以納谏、賞罰分明而後用武于曹魏，所以當他們的北伐軍隊一到，當地的羌、胡民族紛紛起來響應。
諸葛亮既出于治局思想的需要，又利用敵對政權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誤，暫時盈得了隴右。
但終因蜀漢僅統治着巴蜀一隅之地，最多再加上一個北伐基地漢中地區，無論在人力、财力和疆域上，根本無法與東吳相比，就更談不上與曹魏抗衡了，自關羽痛失荊和斷送了他自己的生命之後，；蜀漢早就失去了東進和北上宛、洛的先決條件。
當時的曹魏始終将戰略重點放在它的統治區域的東南地帶。
隻有這時，諸葛亮和姜維才有可能利用以攻為守的戰略思想指導下，出兵隴右，用它來維持蜀漢政權的存在。
當然我們并不低估共交天下聯吳抗曹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一旦東吳在這條杠杆上所起的用發生了微妙變化之後，曹魏的最高統治集團。
采肭了司馬昭滅吳宜先取蜀的建議之後，他們設法将姜維牢牢扼制在沓中一地，使其不得東顧和西進，使大軍分兵數路南下，鐘會統兵十二萬，分兵三路由子午谷、駱谷、斜谷南下，大軍直趨漢中，攻劍閣，以絕其後路。
諸葛亮直指陰平以待。
鄧艾按其部署，以一萬人入沓中，五千人從洮陽南奔甘松。
姜維部自侯和戰役之後，節節敗退到洮城、沓中不能站住陣角，隻得直趨川北，退守劍閣，以期抗禦。
到這時，姜維因連年用兵，耗力日甚，缺少後援的内在因素，暴露無馀，無奈鄧艾由摩天嶺捷徑裹氈魚貫而下，直取江油。
蜀後主在成都請降，緻使北伐徹底失敗。
魏軍如風卷殘雲之勢結束了蜀漢政權。
充分說明了我們以上所論述到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而此情況早在諸葛亮北伐時的街亭之役中已見其端倪。
而直到洮陽，侯和之戰後節節敗退，以至不要收拾，竟長達三十五年之久，其真谛之所在即為曹魏政權的決策者是将大統一的重點放在東南方面所緻，再加上諸葛亮和姜維努力的結果。
一旦伐吳必先滅蜀之策略确定，數路大軍齊至，一生“思慮精密”，“敏于軍事”的姜維亦無回天之力，奈何不得整個大形勢。
這當然的曆史律所決定了的，任何個人隻能順應這個潮流，絕不可能逆轉曆史的總趨勢的。
不管怎樣，諸葛亮的治蜀的法治思想和他在北伐戰争中創造出來的一整套作戰策略，特别是在民族政策上，戰略思想和戰術成就，是值得我們研究、總結和借鑒的。
在某種意義上來講，諸葛亮所創制的民族政策，在古代封建社會是僅見的，值得我們在今後的研究工作中給予重視。
另外他發明的“木牛流馬”和新式連弩的中國古代戰争史上的一大創造，它具有開創機械工具運輸的特殊意義，是研究古代機械運輸戰争中的絕無僅有的範例。
在此，我們亦不能忽視它的偉大意義之所在。
諸葛亮不愧是我國曆史上的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和傑出的發明家。
而姜維則是蜀漢後獨當一面的傑出軍事人才和諸葛亮思想的忠實執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