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通過比較，才能找到問題的差距。
将魏延與趙雲兩者相較，我們還能說諸葛亮未能重用魏延嗎？
如同WOWOO兄所說一樣，魏延是一個優點和缺點同樣突出的人。
如果大家細心看過《三國志》的話，我們就能發現魏延其實和關羽在很多地方有着驚人的相似。
關羽“剛而自矜”，魏延“性矜高”；關羽“善待士卒”，魏延“善養士卒”；關羽“驕于士大夫”，魏延“當時皆避下之”。
一個不善于團結隊伍的将領不是一個好将領。
關羽最後也就是因為“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如果把軍事大權交由魏延，誰又能保證魏延不走上關羽的同一條道路呢？（而且在陳壽評論魏延、楊儀時，也說道“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
什麼樣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軍人？而軍人的職責又是什麼呢？
做為一個軍人，首要任務就是要服從上級下達的命令，貫徹上級給予的的方針意圖。
而做為一個真正的軍人，就應該至始至終把國家、人民、部隊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應該斤斤計較于個人的榮辱得失。
魏延在北伐時，應該說對諸葛亮下達的命令還是能盡心盡職地完成的。
雖然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但他也能以服從命令為已任。
應該說，在這點上，魏延還是應該值得肯定的。
但在諸葛亮過世後，魏延還有此意識嗎？魏延說：“丞相雖亡，吾自見在。
府親官屬便可将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雲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将乎！”（見《魏延傳》）。
如果仔細回味魏延所說的話，就可以得出這樣幾個結論。
第一：魏延想要繼續完成北伐的大業。
“雲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第二：是想表現自己。
“丞相雖亡，吾自見在”；第三：即為不服楊儀。
“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将乎！”魏延的上述三個想法，除了第一種還可以說是為國為民的味道，而後兩種則是完全出自于個人目的了。
且不論魏延是為公還是為私，違抗諸葛亮撤軍的命令，其本身就是一種違法違紀行為，是一種不顧全大局，損害蜀漢國家利益的行為。
公然不服從命令，大搞個人意氣之争，緻國家與部隊的安危于不顧。
搶在撤退部隊的前面，擅自破壞南歸的棧道，企圖搞“兵谏”。
當時的蜀軍處于進不可進、退無可退的險境，前有魏延率軍攔截，後有司馬懿帶兵追趕，如果不是有姜維和楊儀的巧妙安排，“反旗鳴鼓，若将向宣王者”，和司馬懿對張合之死還心存餘悸，十萬欲南歸的蜀軍完全有可能因為魏延與楊儀的意氣之争，而全軍覆沒。
以緻于王平上前質問魏延，連魏延的部下也知道曲在已方，紛紛離魏延而去，這就叫做“失道者寡助”！以一已私怨，緻國家利益與部隊的安危于不顧，這樣的人還能算是真正的軍人嗎？
諸葛亮用人一直主張德才皆備，但并未以此來苛求别人。
在封建社會下，“忠”、“孝”一直被奉為德中之最。
對一個國家來說，忠就是首要之德。
諸葛亮稱贊蔣琬道：“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見《蔣琬傳》）；他贊董和“有忠于國”。
（見《董和傳》）；他贊陳震“忠純之性，老而益笃”。
（見《陳震傳》）；贊楊洪“忠清款亮，憂公如家”（見《楊洪傳》）。
贊王平“忠勇而嚴整”（見《王平傳》）；贊姜維“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心存漢室，而才兼于人”（見《姜維傳》）。
在《前出師表》裡，也稱贊郭攸之、費文偉、董允等人以“此皆良實，志慮忠誠”。
而與之相反，諸葛亮彈劾李嚴“受恩過量，不思忠報”，“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
（見《李嚴傳》）；彈劾廖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坐自貴大，臧否群士。
”（見《廖立傳》）。
從以上諸葛亮的一褒一貶，就可以看出諸葛亮的用人原則，隻要是忠誠于蜀漢政權，願意為蜀漢政權出力人，都可以提拔之。
所以他對像法正、李嚴、何祗、魏延、劉巴、楊儀、張裔之類身上有性格缺陷的人也一視公平，讓他們在能充分發揮他們作用的地方各司其職。
這和曹操的“唯才是舉”原則不是非常相像嗎？
寫下此文，并非要刻意貶低魏延其人，而是想讓大家能更清楚地了解到諸葛亮用人的策略與原則。
諸葛亮并沒有因為魏延身上有些毛病而棄用之，相反在北伐中始終委延以重任。
但是魏延此人雖有大将之才，卻無大将所應具有的氣度與品德。
因此諸葛亮任魏延為“先鋒，督前部”，是用魏延軍事之所長。
而不把軍事大權交由魏延，則是避其性格之短。
這也正是諸葛亮用魏延的高明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