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
可知諸葛亮對此偉大工程是十分珍視與維護的。
諸葛亮之興修水利，主要着力在漢中方面。
漢中盆地西起今陝西勉縣，東至洋縣，東西長百公裡，南北寬十至三十公裡。
《華陽國志》卷2《漢中志》稱：“厥壤沃美，賦貢所出，略侔三蜀”。
劉邦為漢王時，都于南鄭，劉邦東伐，蕭何居守漢中，足食足兵。
漢末，張魯據有漢中，史稱他“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民夷便樂之”。
史又言：漢中“戶出十萬，财富土沃……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
足證漢中是三國時比較安定富樂之區。
及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攻降張魯，多次北徙漢川之民。
劉備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雖奪得漢中，但史言其“得地而不得民”。
今人撰文亦有言漢中人口幾被操遷徙一空者。
實際上，操之移民北遷決不會如是之多①。
但漢中盆地靠近南北交通要道地方的居民較前減少，則是促使諸葛亮必須在漢中興辦軍士屯田的原因之一。
漢水自西而東橫貫于漢中盆地，其衆多的支流也給興辦屯田和修建水利工程提供了方便條件。
據《清一統志》言：蕭何曾在今漢中市北修築了山河堰，以截流褒水，灌溉農田。
諸葛亮勸農于黃沙時，又對山河堰進行“踵迹增築”。
其他市縣地方志亦有諸葛亮修建和整治水利工程的傳說，我們雖不敢指出何者為真，但諸葛亮為了供應急需的軍糧，在漢水及其支流附近興修水利自屬意料中事。
據近年考古發掘出的古堰渠、陂池遺址和陶制陂池、陶稻田等文物證實：蜀漢時期漢中水利事業還是相當發達的②。
特别是在臨近北伐要道上的堰渠遺址，更可斷定與諸葛亮的修建整治有關。
由于蜀漢統治者注意興修水利，加上前面所說的諸葛亮積極推行屯田，自耕農因所受官吏豪強的額外役使和榨取有所減輕，從而使他們得以維持簡單的生産和再生産，所以蜀國的農業生産獲得了一定的發展。
袁準稱贊蜀漢“田疇辟，倉廪實，器械利，蓄積饒”（已見前引），即可說明蜀漢社會經濟當然主要是農業經濟呈現出的一派繁榮景象。
左思在《蜀都賦》中盛贊成都平原“溝洫脈散，疆裡绮錯，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連接，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桔柚之園。
”反映了成都平原溝渠交錯，稼穑興旺，稻浪滾滾的如畫景象。
當時的廣漢、綿竹一帶，是農業高産區，稻稼能夠畝收30至50斛。
據《晉書》卷47《傅玄傳》載傅玄言曰：“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
”北方水田猶能畝收數十斛，則作“為蜀淵府”的綿竹等地畝收30至50斛，當非誇大之辭。
不過那時斛小，所謂畝産30至50斛，也不過當今之畝産780—1160斤左右而已①。
諸葛亮所以能把蜀國治理得很好，除了他本人的主觀努力以外，也賴有益州殷富作為物質基礎。
兩者相互推動和影響，當然更重要的還是廣大勞動人民的汗水滴灌着益州的大地，從而在三國紛擾的戰争年代，蜀漢的農業仍有一定的發展。
四、手工業與商業
前已言及，劉備少時與母以販履織席為業，說明劉備對于手工技藝并不陌生。
諸葛亮長于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
史言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
”加以亮素志在于吞魏還都，故對于攻守武器與軍糧運送工具的研究尤為注意。
《諸葛亮集》有《作斧教》、《作鋼铠教》、《作七首教》以督勵有關官吏提高武器制造質量。
陝西漢中地區城固縣三國墓出土了九件銅弩機；在定軍山附近，出土了大量紮馬釘和銅箭镞、鐵刀等兵器。
以上二地都是蜀漢軍隊打過仗或駐紮過的，應屬蜀漢遺物。
紮馬釘有銅鐵兩種，四角鋒利，每角約長0.5市寸，随手擲地，總有一角朝上直立。
1964年3月在四川郫縣太平公社出土的銅弩機上刻有銘文，系劉禅景耀四年（261年）二月卅日中作部造，機上銘文說系“十石機”（一石為120斤），一次十矢俱發①。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稱：“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
”以諸葛亮的慎密、持重，若非其軍隊的裝備确已達到精良程度，安能如此出言。
魏将鄧艾也說過蜀軍“五兵犀利”②的話。
這些都說明蜀漢手工業發展水平是很高的。
諸葛亮對于關系國計民生最密切的鹽鐵手工業是極重視的，《三國志》卷41《王連傳》載：
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
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
于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自連所拔也。
遷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