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難民署工作。
他們會拿着烏蘭巴托的MBA學位去研究政策工具設計。
他們會從埃裡溫，從阿拉木圖，從大特爾諾沃，從塔什幹、瓦爾納和明斯克去成為一體化歐洲的領導者和未來精英。
他們會拿着羅馬尼亞的雅西、保加利亞的魯塞、馬其頓的泰托沃的東正教神學（牧師方向）博士學位，花費數年到弗萊堡學國際關系，然後加入位于薩洛尼卡、波士頓、布拉格的智庫，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或立陶宛的學術機構做幾次出場費很不錯的報告會，主題是歐洲-大西洋一體化和國防政策，炫耀自己的雜糅。
他們将成為語言天才，會說多門語言，創造出一門屬于自己的歐洲語，其中點綴着自造的詞彙。
他們總是把Enlargement（擴大化）的首字母大寫，因為對他們來說，它預示着一個新時代，人文主義、文藝複興、啟蒙運動合一的時代。
他們的口頭禅是管理、協商技術、收入、利潤、投資、開支、加密通信等等。
他們能迅速找準自身定位，永遠盯着關鍵機遇，像九命貓一樣頑強，他們工作努力，善于溝通，忠誠，嘴嚴，寬容，友好，而且善于應對高壓環境。
他們還對外交豁免權表現出了特别的興趣。
他們會在薩馬拉可口可樂分公司和薩馬拉電燈電力公司工作一小段時間後，前往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和地中海外交研究學院就讀。
他們會在申請書中加上挑戰是我的動力、我的最終目标是盡善盡美一類的話，以及當代自我、當代融合化、後殖民主義、市場化、招聘策略、敏感性訓練和聯結一類的術語。
但是，走在路上的他們忘記了：将他們抛射到地表的靈活性、活動性和流動性恰恰留下了一群無名的、底層的奴隸。
在灰色的死水裡，人們到處都在生産着西歐富豪們渴望的商品，過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他們會在垃圾桶裡找吃的，縱酒無度，産下無家可住的孩子，孩子又産下更多無家可住的孩子。
他們會賣精子，賣腎，隻要是在全球黑市上能賣個價錢的器官都賣。
他們将東歐的新鮮性器官租借給大歐洲的衰弱性器官。
他們可能還會幫一幫自己的兄弟，比如說，介紹克羅地亞主顧去保加利亞（那裡的皮肉更便宜）。
有些人會一路跑到西歐沿岸，運氣好的在德國摘蘆筍，在荷蘭摘郁金香，運氣差的刷馬桶。
我的學生們似乎錯失了上船的機會，我也一樣。
但隻差了一秒鐘。
我們在那裡，在那過于漫長的一秒鐘裡大張着嘴，錯失了走進新時代的機會。
我們現在隻能忙個不停，隻為維持現狀。
失敗者心理已經紮根在我們的心髒，弱化了那裡的肌肉。
我坐在房間裡，周圍是剝落的牆皮和舊塵的氣味。
它剛好适合我：它屬于别人，很配我剛領到的底層簽證。
我還有幾件行李，本來也可以扔進公共鎖櫃，任其腐壞。
假如我那樣做了，假如當局查到行李是我的，那我真是講不清裡面有什麼。
行李裡的東西是不可翻譯的。
于是，我坐在剝落的牆皮之間，我的專業名稱同樣不可翻譯，我的國家順着接縫處裂開，我的母語變成了三門語言，就像舌頭分叉的龍一樣。
我坐在那裡，有一種我無法用手指去觸碰它的來源的負罪感，一種我無法用手指去觸碰它的來源的疼痛感。
我按下了遙控器的關機和彈出鍵，從錄像機裡取出錄像帶，整齊地放回書架。
我決定了，我最好的選擇就是繼續收拾自己的地盤，設定日常作息，把事情做完。
明天，我心裡想，我首先要買一份報紙看日期（我不清楚我把自己關在這間囚室裡有多久了），找到最近的洗衣店。
然後，我要把清理工作做完，給剝落裸露的牆面買新牆紙。
但是，第一步是清除牆面污漬。
這一次，我要用砂紙擦牆，用填料補上裂縫，然後再貼牆紙。
我甚至可能會刷一遍漆——當然是白漆。
我走到窗邊，打開了它。
昏暗的路燈和另一邊明亮的BASIS招牌照亮了廣場的水泥地。
空氣中有一種亞熱帶般的潮氣，又熱又悶。
最右邊能看見綠松石色的圓頂，下面是一座混凝土建造的小清真寺。
栗子樹的樹冠自帶一種啞光效果，附近陽台上的金屬衛星鍋在黑夜中閃着白光。
安靜得出奇。
這幅景象讓我安心。
或許，我終究還是到家了，我在想。
接着，一個男人的身影從黑暗中走出，進入了半黑的水泥地。
他走得緩慢而艱難，好像走在海水裡。
突然間，他把一個東西彈到了地上，看着像是煙蒂。
它發出了刺耳的爆炸聲，原來是鞭炮。
在不知道有人在看自己的情況下，這位匆匆走過的陌生人在夜裡留下了自己的印記：他發出了一條消失在黑暗中的空信息。
他走開時的路線有一點斜，跟狗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