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周日自殺的，當時房東太太正好去了外地。
周一晚上發現屍體後，她立即通知了警方。
他赤裸的屍體躺在屋子中央。
他做得很幹淨：除了幾滴血和尿以外，屋子看起來和新的一樣。
屍體周圍有七個硬紙闆材質的兒童手提箱（玩具箱！），就是玩具店Blokker裡賣的那種。
箱子裡的東西都一樣：一把沒用過的牙刷、一個便簽本、一支削好的鉛筆、一頂猶太小圓帽。
“烏羅什是猶太人？”奈維娜問道。
“就我的了解，他不是，”達爾科說，“他爸爸是住在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你們都是知道的。
”
達爾科描述的烏羅什死狀看似幼稚，但同時也冷得像一把刀。
這些硬紙闆兒童手提箱是烏羅什覺得自己上路的必要物件：猶太小圓帽、牙刷、本子、鉛筆，一式七份。
它們就像是烏羅什用象形文字寫下的遺囑，留給任何有心破解的人。
“啊，還有一件事，”達爾科說，“他嘴裡含了顆子彈。
”
“為什麼？我想知道。
”奈維娜問道。
“我不知道。
”
“對呀，”伊戈爾漫不經心地說，“為什麼呢？”
“就像我說的，我不知道。
但是，要是——等他把屋子清理好，衣服脫了，槍頂在頭上——他意識到開槍會疼，他會怎麼辦呢？他可能會喊出來。
有人可能會聽到。
也許，他想到了戰争片裡的場景，一個傷員要做手術，又沒有麻藥，于是他們就在他牙齒中間塞了一根硬物，免得他大叫。
然後，他慌了一秒鐘，因為他什麼都沒了：他已經把所有東西都布置好了。
但是，他接着從手槍裡取出了一顆子彈，放在牙齒中間，然後将另一顆子彈射進了自己的頭顱。
”
達爾科是勉強把話說出來的。
在他試圖重現場景的全過程中，他似乎都要哭出來似的。
與此同時，他仿佛也在思考烏羅什的死是多麼沒有意義，在向它抗議——畢竟，高貴的、有意義的死是存在的，為什麼烏羅什的死就毫無意義呢？——最後，他還是同情着烏羅什，原因正在于他的死是如此無意義。
但是，我隻能揣測達爾科的内心活動。
我說的抗議其實是我自己的抗議。
伊戈爾給我們看了一篇《新鹿特丹商業報》發表的短文，内容是三名戰犯受審，其中就有烏羅什的父親。
他們是最早受審的戰犯之一，隻是小蝦米而已。
大炮出庭還要再等好幾年。
“我們要去看看他嗎？”他問了句，他指的是烏羅什的父親。
“你的意思是，審判過程對外開放？”
“我今天在系裡拿到了兩張通行證。
”
“就像電影票一樣。
”
“他們以為是語言實習呢，”他挖苦道，“免費。
”
“時間？”
“明天，如果你想去的話。
”
沒有人說話。
我在上學期已經忘記了戰争。
學生們也一樣。
烏羅什之死将我抛回了混亂中，噩夢中。
我恍惚了。
我怎麼竟然不知情？因為我從來沒有問。
我從來沒有問，是因為我害怕開口問。
現在已經太遲了，應該問卻沒有問的問題正折磨着我。
“烏羅什的兄弟都料理好了。
他有一直住在這邊的朋友，他們幫了忙。
你也好，我們哪一個人也好，什麼事都辦不了。
我們連葬禮都不能參加。
”
“我們可以為他的靈魂舉杯，對吧？”奈維娜說着朝吧台的方向走去，“我請。
”
我們無言地小口喝着荷蘭生産的rakija酒。
我不想烏羅什了；我在想戰争初期電視上播的一個片段。
畫面中的斯洛文尼亞小夥子年紀與烏羅什相仿，身穿南斯拉夫國民軍的制服，他被新成立的斯洛文尼亞本土防衛軍抓獲了。
他站在那裡——舉起雙手，淚水順着面頰流下——大喊道：“兄弟們，别開槍！我是你們的人！”幾秒種後，斯洛文尼亞兄弟們射殺了自己的兄弟。
我們的酒喝幹了，奈維娜、達爾科、伊戈爾和我各自離開。
那天的阿姆斯特丹就像費裡尼《阿瑪柯德》裡的場景。
他們眼裡的雪花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特大号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