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會停在一家難民俱樂部的大玻璃窗前。
透過玻璃，我能看見我們的人在無聲地打牌，盯着電視機，偶爾對瓶吹啤酒。
牆上的手繪地圖裝飾着明信片。
它有一套自己的地理學。
他們來自的地方——布爾奇科或者比耶利納——位于世界中心：這些男人離開的家鄉隻是這兩個地方而已。
籠罩在煙圈中的他們看起來像他們的前國籍一樣前；他們仿佛墓裡的屍體，爬出來喝一瓶啤酒，打一局牌，但終究還是落到了錯的地方。
我在街上經常能聽到些許他們的語言。
全都是數字。
他們永遠都在談論數字。
馬克，五百馬克，三百馬克，一千馬克……在阿姆斯特丹則是Gu?e[克羅地亞語，意為“盾”，在引入歐元前，盾為荷蘭官方貨币。
]，多少多少Gu?e……他們會像嘟囔似的把元音拖長，這種對真實或虛構中的錢無休無止的計算，與其說是談論，不如說是嘟囔。
他們對自己所處國家的居民都有一套蔑稱：德國人是?vabo（施瓦伯人），荷蘭人是Da?er（達舍人），瑞典人是?ved（什外德人）。
這讓他們自我感覺相當良好。
他們說話時點綴着“就像我說的”和“就拿我來說吧”，突出自己在手頭事情中的地位，不管事情有多小，不管他們在事情中的作用有多小。
堅定就是一切。
“我用十一分鐘就能從東村到萊頓廣場。
”“你十一分鐘怎麼過得去？最起碼也得十五分鐘吧。
你掐過時間嗎？我可是掐過的，兄弟。
整十五分鐘。
從坐上電車算起。
”男人們就沉浸在裡面，這些對話裡。
每一個詞都是為了推遲與羞辱的遭遇，為了驅散恐懼。
他們出行的方式和聚集的地點顯露了個人空間的喪失：屋前的長椅上，他們能看見世界在眼前經過；或者水邊，他們能看見什麼船進來，什麼人走下跳闆；城裡的廣場，他們可以和朋友們散步；咖啡館，他們可以坐在桌旁，喝自己的飲品。
在歐洲的城市裡，他們徒勞地尋覓着被他們丢在身後的空間的坐标。
他們還在尋覓人的坐标。
戈蘭時常患上思南病，發作起來時，他就會把街上偶遇的第一個同胞拽到家裡喝一杯。
我很快就聽了一大堆德國難民中心的故事，以及難民在那裡的經曆。
我們的人像膠水一樣粘在每一個他們遇到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波蘭人或保加利亞人身上，感覺和他們有一種類似于自己人的紐帶。
一個波斯尼亞人跟我們講，有些波蘭女人會坐一天大巴來柏林，用優惠價賣給我們的人波蘭奶酪和香腸，偶爾還能在草垛裡滾一滾（性交）。
賺到錢以後，她們就在柏林買好一周所需的用品，然後乘大巴回家。
他們總能在街上嗅出自己人：訣竅就是他們共同的不幸。
這個波斯尼亞人還講了一家柏林妓院（他用的是德國人的俗語Puff）的事，他在那裡把難民補助給花光了。
他去找的女孩名叫瑪莎，她“榨幹了他”又“不給任何回報”，但他覺得沒關系。
“因為她是俄羅斯人，是我們的人。
我不會把錢扔在德國姑娘身上的。
那些德國姑娘沒有靈魂。
不像我們的。
”他這裡說的我們的指的是他的俄羅斯姑娘瑪莎。
男人抱怨得比誰都多；他們永遠在抱怨。
抱怨天氣，抱怨戰争，抱怨自己的命運，抱怨遭受的不公。
住在難民營裡，他們抱怨條件；不住，也抱怨條件。
他們抱怨救濟；他們抱怨不得不接受救濟的羞辱；他們抱怨領不到救濟。
他們每一刻都在用同樣的強度抱怨着每一件事情。
仿佛生命本身就是懲罰：什麼都惱，什麼都疼，什麼都紮；什麼都不夠，什麼都受夠了。
女人遠沒有男人顯眼。
她們一直在背景裡，卻是生活的維系者：是她們把窟窿堵上，免得漏風；是她們做着每天的工作。
男人好像沒有工作似的；對他們來說，當難民就像當殘廢。
在阿姆斯特丹，我偶爾會去一家名叫貝拉的波斯尼亞咖啡館，那裡聚集着一批悶悶不樂、緊閉嘴唇的人，來打牌或者看電視。
我每次去都會引來人們長時間的注視，面對一個侵入男性領域的女人，他們的眼神裡什麼都沒有表達——連驚訝或憤怒都沒有。
我會在吧台旁坐下，點一份我們的（土耳其式）咖啡，坐上一會兒，好像在忏悔似的，還會本能地垂下肩膀，以便融入進來。
我感覺到他們臉上看不見的巴掌在向我襲來。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去那裡。
是出于一種模糊的、聞一聞自己一夥兒的願望，也許吧，我根本不确定自己和他們是一夥兒——或者說，曾是一夥兒過。
在一部分時間裡，我的學生們也認同自己是我們的人，盡管我們誰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意思；在一部分時間裡則會拒絕，仿佛它意味着某種真實的、具體的危險。
當我們拒絕時，我們既拒絕歸屬于那邊的我們的人，也拒絕歸屬于這邊的我們的人。
有時，我們會認同我們模糊的共同身份，有時又會嫌惡地拒斥它。
我一次又一次聽人說：“那不是我的戰争！”它不是我們的戰争。
但是，它又是我們的戰争。
因為如果它不曾是我們的戰争，我們如今不會來到這裡。
因為如果它曾是我們的戰争，我們如今也不會來到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