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淪落到另一個場景：站在紅燈區的櫥窗裡勾引客人進你的小房間、小水槽、小浴巾，或者像梅麗哈那樣逗癡呆的老男人開心，或者像塞利姆那樣刷廁所。
“你可曾想過，你的學生可能要勝過你，他們是更好的人？想過嗎？你不是麻木的糊塗蛋，同志。
你可能有過這種想法。
但是，你可曾想過學生們比你懂得多？除了他們上過名叫羞辱的學校，除了他們不會發号施令？經驗告訴他們，事物是相對的。
事物就是相對的。
直到昨天，距離還是用厘米衡量的：手榴彈也可能炸到你。
當然，你對受苦的人，真正被炸到的人感到難過。
但是——你從沒有對自己承認過——在腦海的深處，你認為手榴彈會選擇落地點。
它确實會，肯定有他媽的某種原因。
有些事情讓你不能連點成線，讓你不明白自己能當上老師隻是偶然。
事情完全有可能反過來：你可能和我們一起坐着聽課，而梅麗哈成了老師。
那枚手榴彈——它将我們都炸爛了，炸成爛人，但你似乎覺得你比我們其他人要少爛一點，你将暫時的優越感提升為了自然定律。
“告訴我，你有沒有想過，你可能一直都在折磨我們？你有沒有想過，被你逼着回憶的學生們渴望遺忘？他們為了哄你開心才編造出回憶，就像巴布亞人為了哄人類學家才編造出食人傳說？你的學生和你不一樣。
他們愛這個國家。
平坦，潮濕，平淡無奇，但荷蘭有一個特點：它是一個遺忘的國度，一個沒有疼痛的國度。
人在這裡成了兩栖動物。
按照他們自己的想法。
他們變成沙子的顔色，融入環境，消失了。
就像他媽的兩栖動物一樣。
這就是他們關心的全部：死去。
荷蘭的平原是一張大大的吸墨紙：它吸收一切——記憶，疼痛，諸如此類的玩意兒……”
伊戈爾停了下來。
他好像累了。
他又一次把舍諾亞的書從架子上取下來，心不在焉地翻閱着。
我感覺眼淚從面頰上淌了下來。
我也說不清原因。
羞辱？自憐？我所處的悲劇境地？還是喜劇境地？天啊！我在想。
在那一刻，我感覺我對這個男人要比我的生活中任何一個人都要親近，而我又沒辦法讓他知道。
我指的不是嘴上有膠帶；就算沒有膠帶，我也不會開口的。
伊戈爾肯定讀懂了我的心。
他轉過來面向我，大聲讀出了這一段：“你内心的氣壓計越來越低，你的雙眼閃着淚花。
”
我在他的對面。
一道看不見的冰牆将我們隔開。
他能不能看出我當時隻有一個願望，那就是用頭撞牆？我需要幫助。
我的心出了毛病，但我不能确定有多嚴重。
我急需一處庇護所，一個能靠上去的溫暖大腿，一處等待疼痛平息的地方，一處回去、回到自我的地方。
“求你告訴我，教授，”他一邊說，一邊演戲似的将書扔在地上，“我要怎麼處置你？我們這樣的小語種文學夠不上反對派。
不，不，别擔心。
我隻是替你難過。
你教的是小語種，小文學，而且都這麼小了，現在還在變小。
但是，不管你走到哪裡，你還是拖着它。
時光不再，換方向太遲了，你不能把它們都丢掉，不是嗎？那你怎麼辦？能救多少是多少吧。
他們全都完蛋了，男孩和女孩們。
不過，我們來撿碎片吧，穿過瓦礫，玩玩考古學。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完蛋的究竟是什麼？那一大堆用克羅地亞語和塞爾維亞語，用斯洛文尼亞語和馬其頓語，用沒有人用得上的語言寫成的書，是講什麼的呢？教人民和群衆閱讀。
真的文學不會教人閱讀，而是假定人們已經會閱讀了。
《包法利夫人》面世那年，薩格勒布還隻是一個有一萬六千六百七十五名居民的村莊。
一萬六千六百七十五！在我們那邊的渾蛋們拿起筆的時候，歐洲的大作家們——歌德、司湯達、巴爾紮克、果戈理、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樓拜、莫泊桑——都已經在了。
《罪與罰》面世那一年，百分之八十的克羅地亞人還是文盲。
“現實點吧，同志。
四處看一看。
你的教室是空的。
你的學生們都走了。
他們都去闖世界了——他們有自己的價值體系；他們讀得懂各種語言（如果他們讀的話，也就是說，如果閱讀還有任何意義的話）——而你還活在那個沒有任何使命比向人民傳播光明、文化和知識更光榮的時代。
你胸膛裡跳動的那顆心，還是一百多年前舍諾亞筆下的鄉村女教師布蘭卡胸膛中的那一顆。
你還知道什麼？你連他媽的荷蘭語都沒學會！就憑這一條，你就比學生落後了一大步。
“還有你強加于我們的回憶遊戲！再過幾年，懷舊會成為一門大生意。
斯洛文尼亞人是最先靠它賺錢的：他們出了一張鐵托演講光盤，已經上市了。
記住我的話。
不準再跟我們思南。
如果你想知道以前的祖國留給我的什麼記憶最深刻，我就記得老家那幫渾蛋要讓我穿上軍裝去打仗！保衛他們的混賬國家的成果。
他們的混賬國家？那完完全全是我的國家。
你一定知道那首歌：‘南到瓦爾達爾河，北到特裡格拉夫峰……’”
伊戈爾正在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