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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常有人 在樹叢下挖出 鏽壞了的刀槍， 并把它們丢進廢物堆裡。

     ——維斯拉瓦·辛波斯卡 我不知道該做什麼。

    我在自己局促的公寓裡踱步，身體因低燒而顫抖。

    我不能專注想任何事，烏羅什之死的念頭像偏頭疼一樣占據了我。

    然後，我盯上了一個筆記本，是公公不久前在薩格勒布給我的三個本子之一。

    其他兩本我都放在母親那裡，我知道自己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讀。

    如果說我竟然拿了一本的話，那也是為了安撫良心。

    我把它從架子上抽出來，開始翻閱。

     文字是打印出來的，單倍行距，頁邊距基本為零，字迹很模糊。

    他給我的肯定是三手或者四手複印本了。

    紙張用訂書器訂起來，外面套上淺綠色的硬紙闆，正面是他自己手寫的鄉鎮小學校長回憶錄。

    他将這些本子叫作書。

    我不知道他給第一卷起了什麼标題，内容估計是童年時光。

    第二卷好像是叫校園時光，校園時光，美好舊時光。

    我手頭的是第五卷，題詞寫着獻給我未來的子孫後代。

    公公對子孫後代沒多少希望，子孫隻是一個浪漫的借口，但既然他把這本書，他人生的忏悔錄複印了好幾份，那麼他顯然是希望最後有人會讀它的。

     我來到N城，幹我當年學的老本行：教書。

    與許多其他人一樣，我是一名教師，隻有一件事不同：我來到這所學校和N城之前所在的地方——裸島。

     公公的忏悔錄中充斥着他的政治犯經曆，他是因為同情共産黨和工人黨情報局而被送上裸島的。

    這段經曆讓他徹底失常了：哪怕是獲釋後，他依然感覺自己沒有被赦免。

    當他在“裡面”，“從生活中消失”的時候，當他“一整天，每一天将一塊十公斤重的石頭搬上五十米的斜坡，要是看守碰巧心情好，他可以在拖着石頭走下斜坡之前歇一會兒”的時候，外面的人學會了“掏國家的錢包”，而且越發無恥。

    他将出獄後的生活叫作“餘生”，把自己稱作“屍體”，他不得不掩飾自己的裸島經曆，好像那是梅毒一樣。

    他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感覺被流放：他失去了軍籍（他描述了自己的軍事榮譽表彰如何被全部剝奪），也不是黨員了（被開除出黨）。

    現在，他隻是一名小學校長。

     文中包含了各種語調和情緒：不光是自怨自艾，也有校長派頭的說教，或純正信仰者的義憤，或參與帶有政治色彩的地方社會工作機構的熱情。

    起初，我以為他在講述一整套看不見的監獄高牆，但我不久便意識到，他真正的聽衆不是子孫後代、鐵托、黨、秘密警察、南斯拉夫國家或殘忍的裸島看守；而是他教書的小鎮。

     一幅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南斯拉夫地方日常生活的圖景逐步展現。

    公公詳述了自己在N城的經曆：任教數年後，他翻新了破舊的校園——給泥濘的操場鋪上水泥，然後收來廢棄的闆子，搭了一個車間；又過了很久，他在當地大學繼續教育學院任内主持修建了文化中心，還創辦了工人文藝協會；他成立了一個業餘劇團，還給團裡搞到了真正的泛光燈；修建全鎮第一座電影院并獲取片源；建立全鎮第一座真正的公立圖書館兼閱覽室并募集購書資金；為無人打理的鎮公園賦予新生；修建中學大樓和全鎮第一座遊泳池；組建籃球社團；創辦全鎮第一所音樂學校…… 講學生的部分尤其溫暖。

    他回憶到，自己有一次口誤，将“到黑闆前來”說成了“到黑闆上來”。

    趁他背對的時候，聽到命令的學生把他的話當真了。

    “那個男生已經将黑闆從木架上搬下來，站了上去，全班哄堂大笑。

    他最後拿到了兩個大學學位。

    ” 退休後——他當時已經搬到薩格勒布——他正常獲得了一塊紀念金表，表彰他的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