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果王國，貝埃内，是沒有電池的。
沒有卡車，沒有道路。
他們拒絕發明輪子，因為輪子沒用，隻會陷在泥裡，徒惹麻煩。
要過河，他們有橋。
橋就在那兒，從岸邊的這棵綠芯樟搭到了對岸的另一棵樹上。
我能看見這對夫妻。
我知道他們是真實的，他們真實地生活過。
他們攀爬到綠芯樟枝幹間搭起的平台上，女人停下來，保持了一下平衡，用一隻手握住長裙的裙角，準備步入明亮的天光和大雨中。
她摸了摸頭發，頭發都已編成了粗繩一般的辮子，脖子後面的辮梢用小鈴铛系着。
準備好後，她便踩到懸于水上的晃悠的藤橋上。
我心跳加速，然後跟上了她步伐的節奏，從搖晃的橋面上走過。
“可如果那是一條很寬的河，”我曾經問過他，“就像剛果河那樣，肯定要比任何藤蔓所能伸展的範圍都寬得多，那又該怎麼辦呢？”
“這很簡單。
”他說，“那樣的河根本就不該過去。
”
要是真有無需渡過的河該有多好。
無論對岸有什麼，那些生靈都能随心所欲地活着，不被任何人見到，不被任何人改變。
但那種情況是不會發生的。
葡萄牙人透過樹叢，發現衣冠齊整、伶牙俐齒的剛果人既不做買賣，也不搞運輸，隻在原地安居，有什麼吃什麼，猶如森林裡的野獸。
盡管可以吟詩、可以歌唱，衣服也很漂亮，但這樣的人定然算不上完整的人——隻能是原始人。
這個詞，葡萄牙人肯定使用過，以安撫自己的良心，去做接下來的事。
很快，教士們便在海岸上舉辦起了大規模的洗禮，将他們的皈依者運上船，載往巴西的甘蔗種植園，使之成為農貿市場這一高級神靈的奴隸。
這世上毫無正義可言。
父啊，無論你在哪兒，求你寬恕我。
但這世界已讓一樁樁邪惡卑鄙之事落到了好人的頭上，在我有生之年，是無法見到謙卑人承受什麼地土了。
我想，這世上還有的，隻是那無可避免的趨勢，讓人類的錯誤如水般流遍他們的勢力範圍。
這就是我回首往事所能說的全部了。
尋求平衡是有可能的。
重負雖難以承受，這世界卻設法優雅地将其背負了起來。
時至今日，我們在安哥拉已生活了十年，住在桑紮蓬博郊外的一個農業基站。
獨立之前，葡萄牙人在這兒建了油棕榈種植園，半個世紀前就将原生的叢林砍伐殆盡。
我們在活下來的油棕榈下栽起了玉米、甘薯和大豆，還養了豬。
每年旱季，人們能外出走動時，我們的合作社便會多幾戶人家。
大多都是小孩子和身上裹着破爛纏腰布的女人，他們悄無聲息地自叢林中現身，在長年躲避戰亂之後，猶如疲憊的蝴蝶，輕輕地在此落腳。
起先，他們根本不說話，接下來，一兩個禮拜之後，女人們通常會先開口，語調極為輕柔，卻滔滔不絕，直到将背井離鄉的那些地方和失去的人一一述盡。
我聽到的故事往往相差無幾。
她們這輩子繞了個圈，先是逃離家鄉的村子，往城裡去，在那兒直面饑餓，如今又返回這座偏遠的邊境小村落裡，希望能在這兒養活自己。
我們設法多生産一點棕榈油，拿到羅安達去賣，但我們在這兒種出的大多數作物都是就地消耗。
合作社有一輛車，就是我們那輛老式的路虎。
（要是它能講故事的話，那它這輩子經曆的滄海桑田也能讓它講出自己的世界史了。
）但雨季九月就開始了，路要到四月才會再次通行。
一年中大多數時候，我們隻能拿自己手頭的東西對付一下，就這麼湊合着過下去。
我們離邊境不遠，這裡居民的長相和言談同基蘭加一模一樣。
我們剛到這兒的時候，我竟有一種重回童年的感覺。
我一直幻想着會偶遇某個我認識的人：瑪瑪·姆萬紮、内爾森、穿紅褲子的塔塔·波安達，或者，最詭異的是，父親也會現身。
顯然，剛果與安哥拉的邊界隻不過是地圖上的一條線——是比利時人和葡萄牙人随意劃定的。
古老的剛果王國曾經綿延整個中非地區，而當它數以百萬計的最最健康的臣民被販賣為奴，王國便土崩瓦解，但它的語言和傳統并未喪失。
同樣跳脫而響亮的“姆博蒂”從房子敞開的窗戶外傳來，我總是被這聲問候叫醒。
女人們以同樣的方式一遍遍地裹着纏腰布，将收來的油棕果放入瑪瑪·洛使用的那種裝置裡壓榨。
我不時聽見幽靈的話語，是帕斯卡語調上揚的嗓音，他在問：貝托恩基圖塔薩拉？我們幹點什麼呢？
但我并不是時常能聽到那聲音。
在我們村，極少有爬樹掏鳥窩這般年紀的男孩，也極少看到大模大樣走在路上、弟弟或妹妹像大号的破爛娃娃般挂在身邊的女孩。
我注意到，無論何處，都見不到他們。
戰争剝奪得最多的，是十歲以下孩子的性命。
那龐大而寂靜的虛空慢悠悠地升上來，從我們身上穿過。
戰争留下的孔洞，不似大壩或馬路尚能重建。
我在這裡開授營養、衛生和大豆種植課程，女學員們尊敬地稱我為瑪瑪·恩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