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薩，1981年雨季
阿納托爾進了監獄。
也許是最後一次了吧。
我從床上坐起來，穿上鞋子，強迫自己去照料孩子。
窗外，大雨傾盆而下，澆到早已濕透了的黑山羊、自行車和孩子們身上。
我就這麼站着，心想這就是世界末日了吧，真希望我們沒從亞特蘭大回來。
但我們不得不回來。
阿納托爾這樣的人，有太多的東西要貢獻給自己的祖國。
當然，不是貢獻給現行的體制，這個體制的唯一目标就是讓自己掌控權力。
蒙博托倚仗的都是些敏于開槍、讷于提出問題的人。
如今，唯一體面的政府工作就是讓它垮台，阿納托爾就是這麼說的。
他甯願待在這兒，就算要蹲苦牢，也不願對暴行視而不見。
我很清楚自己丈夫的榮譽感有多麼強烈，就像我清楚這房子的四壁一樣。
于是，我起身，穿好鞋子，埋怨自己早前竟想到了離開。
現在我什麼都失去了：既沒有他的理想伴我左右，也失去了那條備用的秘密逃生路徑（如果我自己的理想也徹底破滅的話）。
我以前總是想，還可以飛回家啊。
可我現在不這麼想了。
如今，我把那張好牌從洞裡抽了出來，好好地看了看，發現它對我沒用了。
随着時間的推移，它貶值了，就像以前粉紅色的剛果鈔票。
這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我已經回過美國三次，一次比一次更像陌生人。
是美國在我的腳下漂移嗎？還是它其實紋絲不動，卻是我大踏步地走開，追随着我出走時引領我的煙柱，越走越遠呢？我們第一次出行的時候，待在美國似乎是有可能的。
任何事皆有可能。
當時我懷着帕特裡斯——那是一九六八年，應該是吧。
帕斯卡差不多已經三歲，學起英語來像隻聰明的小鹦鹉。
我在埃默裡大學攻讀農業工程，阿納托爾讀政治科學和地理。
他是個讓人震驚的學生，吸收着書上的每一句話，再透過那些話去琢磨他的老師都說不清楚的問題。
公共圖書館，在他眼裡就是天堂。
“貝埃内，”他悄聲說，“我頭腦裡出現的每一件事，都已經有一本書在寫它了。
”
“小心啊，”我就逗他，“說不定有本書是寫你的呢。
”
“哦，那太可怕了！那應該是一本講述我童年罪過的全史吧。
”
他覺得晚上睡覺簡直是玩忽職守，因為那得浪費掉讀多少本書的時間哪！他在開口說英語方面仍舊有點含蓄，比如，他就不願說床單這個詞，因為就他聽來，和屎區别不清。
[“床單”原文為“sheet”，“屎”原文為“shit”，二者發音相近。
]但他讀起書來那股狼吞虎咽的勁頭，我确實從未見過。
我開始和家人聚到一起。
艾達那時正在醫學院裡讀書，讀得很不錯，所以忙得不可開交；但我們常常能見到母親，幾乎是和她住在一起。
她對我們都很好。
帕斯卡在她的家具上爬來爬去，像隻貓似的趴在她的膝頭打盹兒。
我第二次回去，是在馬丁出生後為了休養身體，因為我得了極嚴重的貧血症，也是為了給孩子們注射疫苗。
母親籌錢讓我們飛了回來。
那次隻有我和孩子們回來了，我們待的時間比預計的要長，想多吃一點那些精緻的美食，也給母親提供一次機會，讓她好好了解一下她僅有的幾個外孫。
她領我們去了海邊，來到了離佐治亞州海岸不遠處大風肆虐的沙島上。
孩子們簡直玩瘋了。
那裡有堆肥堆了一半的各種花草，還有開闊的空間可以讓他們瘋跑，我卻開始想家了，因為那片海岸有股比柯基魚市場的腥味。
我站在海岸上，穿越難以衡量的無盡空虛，朝着阿納托爾，朝着我留在身後的非洲種種，凝神遠望。
為這種事抱怨确實很可笑，但美國大多數地方竟然完全沒有絲毫氣味。
我以前應該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但最後一次回去的時候，我以為是我的身體出了問題。
抵達後好幾個星期，我老是會去揉眼睛，覺得視力變差了，又或許是聽力不行了，但其實，離我而去的是嗅覺。
甚至在雜貨店裡，在過道上被琳琅滿目的食品包圍着，置身于就算在剛果待上一輩子都見不到的如此多東西堆成的層層貨架中間，空氣裡卻毫無氣息，隻有模糊的、消了毒的空虛。
我跟阿納托爾說了這事，他當然老早就注意到了。
“美國的空氣是空白的。
”我說，“甚至聞不出身邊東西的味道，除非你直接把鼻子湊過去使勁嗅。
”
“也許那就是他們不了解蒙博托的原因吧。
”他這麼說。
阿納托爾獲得了一筆教學實踐的津貼，其他研究生說，這點數額隻能算是“零頭”，但這些卻比随便哪一年我們倆加起來掙的都要多得多。
我們再次住進了已婚學生的公寓，那是一棟膠合闆公寓樓，四周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