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燒開的無菌水的水壺和不讓嬰兒缺水的小滴罐說話。
突然，我清晰地回憶起露絲·梅病得很重的時候，母親跪在地上，對着一瓶抗生素說話——我相信那是在祈禱。
我幾乎能聽見母親的呼吸聲和那些話語。
我能極清晰地想象出她的臉，感覺到她的胳膊摟着我。
母親和我一起，對着我們有的任何一樣東西祈禱，這已足夠。
如果上帝還能看顧我的話，他必然會将我看作一個母親。
瘋狂地尋覓食物和庇護所，為愛癡狂，這就是母親。
我的兒子們跑出門、離開庇護所、聽不進建議的時候，都會喊：“薩拉姆博蒂！”但他們從未逃離我的愛。
帕斯卡走得最遠——他這兩年來一直待在羅安達，在那兒學習石油工程，并且追女孩，這點我可是堅信不疑。
他總是讓我想起我的那個與他同名的老朋友，他們都有着分得很開的眼睛，每到新的一天，都會倏地冒出同一個令人振奮的問題，就像小雞從新鮮雞蛋中破殼而出：“貝托恩基圖塔薩拉？”我們幹點什麼呢？
帕特裡斯正好相反：勤勉，冷靜，體形和他父親一模一樣。
他想學習政府原理，夢想在一個截然不同的非洲當司法部長。
我雙膝發軟，既擔心，又贊賞，默默關注着他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心願。
而馬丁·路德最後成了最深沉的孩子，無論是膚色還是脾性。
十二歲，他就喜歡沉思，在日記本上寫詩，就像他父親心目中的英雄阿戈什蒂紐·内圖，他總是讓我想起他的艾達姨媽。
在基姆武拉區，我們和農民一起從事大豆項目，試圖建立一家合作社——在蒙博托的這頭野獸肚子裡，設一處可合理維持生計的小小前哨站。
這很可能是徒勞的。
哪怕隻有一丁點成功的風聲傳到政府的耳朵裡，農業部長都會将我們打壓殆盡。
所以，我們悄無聲息地在叢林裡栽植下我們的希望，這兒距離安哥拉邊境也就幾公裡，在一條狀況差勁的馬路盡頭。
蒙博托的探子不太會經常來這兒飙他們的豪車。
我們日複一日地眼見着這塊基地已略有起色。
阿納托爾重新辦起了中學，此地教育徹底荒廢已有十年時間——在基姆武拉村，幾乎沒有一個成年人識字。
我的時間都花在了貪吃的塔尼爾身上，白天晚上都要喂奶。
我讓他騎坐在挂于我雙肩的寶寶背巾上，這樣，即便我要煮尿布，他也能不住嘴地喝到奶。
帕特裡斯和馬丁奉父親之命分别教法語和數學，但這樣一來，馬丁就得管年齡比他還大的學生。
我呢，能再次生活在果樹之間，用木柴燒飯，就很開心。
搬木柴、取水讓我精疲力盡，可我樂在其中。
我恨的是另一種精疲力盡：沒完沒了地聽見蒙博托奢侈無度的新聞，看見長期掠奪造成的觸目驚心的後果。
與二十年前的基蘭加人相比，這兒的人本能地滿懷懼意，沒那麼慷慨大度。
鄰居家的女人仍舊會送點小禮品過來，給一串香蕉或一隻橙子，讓小家夥嘬幾口，也讓我們瞅着他皺起的臉蛋哈哈笑；盡管如此，她們在打量我們房間的時候，眼睛還是會眯縫起來。
由于從沒見過白人，她們便以為我肯定認識蒙博托和所有的美國要人。
盡管我辯解過了，但她們似乎仍很擔心我會去打小報告，說某某人還富餘了一隻橙子。
在自己的國家裡過着難民的生活，最能使人從慷慨為懷變得不再與人為善。
紮伊爾人都已疲于奔命，不管到哪兒，你都能發現這一點。
我們在這兒的房子是用泥巴糊牆、茅草苫頂，相當寬敞，有兩個房間和一個竈間。
這地方當然要比金沙薩那間讓我們整天悲悲戚戚的鐵皮水泥盒子讓人開心得多。
在以前那間房子裡，處在失靈邊緣的管道一直在向我們抱怨，就像上帝向挪亞抱怨，威脅說要來場大洪水。
阿納托爾發誓，即使他能在金沙薩活過一萬個清晨，他也沒法習慣在自己的屋子中央拉大便。
說實話，有了茅廁，似乎就像回到了文明社會。
但我們在這座村子裡生活時，總感到自己是過客。
我們一隻腳已跨過邊界，踏入了應許之地，也可能是踏入了墳墓吧。
我們的計劃是再次開上路虎，打包上路，從這兒前往安哥拉的桑紮蓬博。
到了那兒，我們就能在一個嶄新的獨立國家裡一顯身手，那裡的希望正好與我們的相合。
這十年來，我們一直傾心于安哥拉——一九七五年，阿納托爾曾有機會去那兒的新政府裡供職，當時談判剛剛結束，内圖登上了總統位，但阿納托爾尚未準備好離開剛果。
後來，内圖死了，英年早逝。
一九八二年，第二任總統若澤·多斯·桑托斯又發出了一份邀請，而那時的阿納托爾出于某種不便，無法接受這個職位：他正被關在提斯維爾兩平方米的監牢裡，整天隻有他的糞桶和他做伴。
我想阿納托爾很少會感到遺憾，但若是能與内圖或多斯·桑托斯共事，他應該會感到自豪的。
幸虧有了那些傑出的人，再加上不計其數的前仆後繼者，安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