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日本戰争準備的前頭。
他宣布讓自己的義子豐臣秀次鎮守日本京都,而自己準備攻入大明，自立為皇帝（《薩摩舊記雜錄》義久公禦譜記）。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越是自卑的人，外在表現越是自傲和狂妄。
秀吉是一個相當典型的病例。
秀吉這種心理狀态，一方面會拼命誇耀自己，制造虛假的安全或滿足感；另外一方面會極力貶低别人，以此來提升自我的優越感。
兩者相輔相承，焦不離孟，孟不離焦。
所以，随着狂想症的日益嚴重，秀吉對中、朝兩國的評價，也逐漸降低。
天正十五年時，秀吉寫給他的妻子寫信時，談及戰略說：“在我有生之年，盡量把大明領土納入版圖之内。
”（《日本戰史》）言辭之間，尚且還保持着一種理性的态度。
等到了天正十九年，秀吉對大明的态度，已經變成了“唐人畏倭如虎。
”，沾沾自喜地說：“以我軍之戰力，對付明君，那是大水崩沙，利刀破竹。
”（《全浙兵制考》卷二近報倭聞）
至于朝鮮，那更加不值一提。
秀吉身邊有一個流亡日本的朝鮮奴隸，名字叫韓翼。
韓翼當過朝鮮的官員，把李朝的兵力部署、将領配備以及朝廷虛實和盤托出，極言李朝羸弱不堪守，柔弱可取。
這讓秀吉更加不可一世（徐光啟《海防迂說》）。
根據《九州禦動座記》的記載，在秀吉的戰略構想裡，朝鮮連做日本的藩國都不配，隻能作為對馬島的下級行政單位而存在。
壬辰戰争開始前，秀吉率軍前往大本營名護屋。
有人建議他多帶懂中文和朝鮮文的通譯，秀吉不屑地笑了：“學什麼學，讓他們用咱們的文字就是了。
”這個時候的他，已經在幻想中笃定了勝局，在他看來，明國和朝鮮隻需輕輕一推，便會轟然倒下。
可見秀吉對敵手的蔑視居然到了何等地步。
從一開始冷靜地構想戰略，到野心無節制地膨脹，再到無限制的自我誇大和貶低敵手，秀吉在瘋狂的路上越走越遠。
在整個戰争中，他的情緒随着戰局起落而數度失控。
這種脆弱的精神狀态走到盡頭，就是自我毀滅。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侵朝戰争，恰好就是豐臣氏自我毀滅的過程。
秀吉對明朝的了解，應該是這樣的：
在望不見的遙遠的西方盡頭，有着一塊陌生大陸，大陸上有個富饒而美麗的國度，這個國度的名字也很美麗，叫做“明”。
這個“明”國雖然富饒而美麗，物産豐富，各種技術也非常先進，可以制造無數讓日本無法想象的産品，但卻非常無能。
想當年那些在日本戰敗了的大名手下，那些敗軍之士，那些失去了土地和俸祿淪為浪人的武士和農民、盜賊們，有時隻憑數十人居然就可以在明國縱橫千裡，劫掠了無數的财寶和女人。
于是，日本有無數的浪人和強盜，甚至無能的農民，都憑借去明國搶劫而發了财。
如此富饒而美麗的地方，統治者卻如此無能，這對秀吉來說，是不可想象的。
他覺得這是在暴殄天物，是一種罪孽。
所以他認為必須要有一個像他這樣偉大的統治者去統治那塊地方，這樣一來，那裡一定會更加美麗和富足。
而最關鍵的是，日本國内緊缺的土地資源也将獲得極大緩解，那些在戰争中立下大功的大名和他們的家臣們，就此可以獲取大量在子孫繁衍時分家所需要的資源。
因此，他要征服那塊大陸，去征服那個美麗而富饒的國度。
他相信，以他幾十年來謀無不勝、戰無不克的出色智慧和膽識，還有手下那些身經百戰數以萬計的武士，那數十上百的勇将，那些精通兵法的一流軍師，足以完成這一宏大構想。
遺憾的是，那個時代的交通和測繪都太落後，以至憑豐臣秀吉的想象力，根本不能想象出那個叫“明”的國家到底有多大。
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那個叫“明”的國家，最高時擁有不下兩百萬人的常備軍。
豐臣秀吉觸動了一頭他無論如何都不該觸動的龍，一頭他絕對無法抗衡的巨龍。
更要命的是，豐臣秀吉不但觸動了它打攪了它的沉睡，甚至還試圖去拔它的胡須。
這就不免會讓那頭巨龍朝他打上幾個噴嚏了。
轟轟烈烈的壬辰戰争，竟然是由一個沉溺在狂想中的人發動，這實在是件難以言喻的荒誕事情，但卻又是如此真實。
一個狂想者并不危險，不理他就是，但當一個狂想者掌握着絕大權力的時候，其所産生的影響，将是極其可怕的。
“天下人”秀吉正是這麼一個人。
伴随着秀吉不安定的精神狀态，整個日本、朝鮮乃至半個中國都不得不跟随他的舞步轉動，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