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連串火花四濺的悲喜劇。
天正十五年，秀吉在進攻九州的時候，便已經秘密叮囑毛利輝元埋下了伏筆，在肥前選址造起一座城堡，名叫名護屋。
這座城堡于天正十九年開始正式修建，建造者是精通建築學的名将加藤清正。
在未來的戰争中，秀吉将駐紮在這裡，遙控指揮朝鮮戰場。
從這時候起，源源不斷的辎重、兵器、糧草與火器就已經開始集中囤積在九州，并引起了許儀後等人的懷疑。
當秀吉終于把日本最後一股反抗勢力後北條壓服，并把日本六十六國重新分配完畢後，他終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朝鮮。
天正十九年對秀吉來說，是個不幸的年份。
在正月和八月，他的弟弟豐臣秀長和三歲的愛子鶴松去世。
這一老一少的離開，對秀吉的精神是兩次極其沉重的打擊。
秀長是他的左臂右膀，而鶴松是他的正統繼承人。
連續失去兩位至親的打擊，讓秀吉的精神處于一種狂暴的地步，必須要尋找一個渠道宣洩出來。
于是，在可憐的鶴松去世一個月後，這一年的九月，秀吉正式下達了征韓令。
所有的戰争籌備工作，陡然加速。
隻有在朝鮮的勝利，能夠抵消掉秀吉痛失弟弟與愛子的傷痛。
天正十九年的正月，秀吉下達了水軍征召令。
所有領地臨海的大名，都必須按照石高比例建造大船，然後于次年春季集結在攝津、播磨、和泉的港口。
到了三月份，秀吉又下達了陸軍征召令，要求各地大名按照石高比例派出部隊，向九州集結。
四國和九州兩處距離戰場最近，每位大名每一萬石要出兵六十人；中國地區每一萬石，出兵五十名。
一些比較偏遠的地區，比如關東和東北地區，隻要每千石出二十人，象征性地意思一下便行了。
後世曆史學家談到這段曆史的日本戰争準備時，最常引用的是小西行長一位家臣五島純玄家的數字。
五島純玄的領地位于長崎，檢地記過是十四萬石，他在領地動員的戰鬥部隊，是一百八十七人；水手兩百人；民夫三百一十八人，一共是七百零五人。
戰勤比大約是27：73（（徐光啟《海防迂說》））。
截止到戰争開始前，日軍已經正式集結起了九個先遣軍團，共十五萬八千人；另外還有七個軍團的預備隊、兩個番外軍團、水軍以及一支秀吉的直屬近衛軍團，總兵力達到了二十八萬一千八百四十名。
按照這個比例粗略統計的話，一線的主力作戰部隊大約有八萬人。
但要注意的是，日本實行兵農分離，這八萬人是職業士兵，有相當部分是武士，是長年戰争累積下來的戰場精英，戰鬥力極其強悍。
而随隊的小者、荒子（指負責收拾戰場的人）、民夫等後勤人員，也随時可以轉職為足輕，投入戰鬥，所以日本在朝鮮戰場的可戰之兵，應該是在十三到十五萬之間。
這個數字，差不多把日本的青壯年勞力抽調一空，抛下的農田隻能交由别人代耕。
政府不得不下達命令，要求農民不得讓代耕田荒蕪，否則嚴懲不貸。
勞動力的嚴重缺乏，讓整個日本接下來幾年的糧食産量銳減，這一危機的負面影響，會随着戰争的推移越來越嚴重。
在天正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秀吉正式辭去關白職，由養子秀次繼任。
他就任太閣一職，移駕名護屋，專心緻志開始自己征服亞洲的大業。
各地大名也都紛紛開始了集體西移，九州的藩主們朝着名護屋、對馬島和壹歧島等前線基地挪，西本州的藩主們朝着九州挪，東本州的藩主們朝着本州中部挪，一層銜接一層，形成了蔚為壯觀的大場面。
日本海軍經過數年擴充，已經擁有了七百多條戰艦和兩千餘條輔助船隻，它們将為陸軍提供名護屋-對馬島-釜山航線的運輸工作，并在未來肩負着日軍在朝鮮半島補給的重任，最高指揮官是資深海賊九鬼嘉隆，副手們也都是日本各地久經沙場的海賊世家，總兵力達到了九千人。
另外在宇喜多秀家和五奉行手裡，還有近八千人的預備隊。
至于攻打朝鮮的策略，日軍也已經有了腹案。
提出作戰計劃的是日後德川幕府的開創者德川家康。
他針對朝鮮半島的地理環境和國力虛實，提了三點意見：“陸海并進，以強淩弱，速戰速決。
”
德川家康不愧是老手，這三條戰略原則刀刀見肉，每一條都砍在了關鍵點。
朝鮮多山，陸地補給不易，必須依仗水軍運送糧秣辎重；以強淩弱，拿出獅子搏兔、泰山壓頂的氣魄，才能速戰速決，最大限度保留日軍戰鬥力，以期未來與大明的死戰。
這一邊厲兵秣馬，磨刀霍霍；那麼隔着對馬海峽，另外一側的朝鮮李朝，在做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