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實現的話，那麼我們就能看到，在公元一五九二年的朝鮮半島上，會出現一支來自東方的聯合國軍。
這支聯合國軍囊括了大明、朝鮮、暹羅、琉球、葡萄牙、建州女真（嚴格來說他們此時是明軍）等一系列國家或政治勢力，那該是件多麼絢爛奪目的事情呀。
為什麼大明這麼熱心給朝鮮人找盟友呢？這是我們在初章所說的戰略思維所決定的。
在大明眼裡，朝鮮也罷，日本也罷，都屬于藩邦蠻夷，隻不過一個聽話，一個不聽話而已。
外國的事再大，那也是夷事，朝鮮半島對大明來說，不是戰略重心，犯不上動用天朝大軍。
大明的血，不能為一些蕞爾小國而流，最多幫忙喊幾個外邦打手過來——這還是看在朝鮮一貫恭順的面子上。
在這些潛在盟友一一夭折之後，大明甚至考慮過幹脆讓朝鮮單獨出兵剿滅日本算了。
在萬曆二十年二月，兵部提出了一個作戰方案，說朝鮮人受到了倭寇的污蔑，心中一定非常憤恨，不如就趁他們群情激昂，民心可用的時機，讓他們出兵去打日本（《神宗實錄》二十年二月壬酉條六）——說一千，道一萬，大明就是不打算為外國用兵。
萬曆皇帝大概對朝鮮虛實也有所了解，沒有同意兵部的這個計劃，隻下旨讓朝鮮好好搜集一下對日情報就算了。
可見大明朝廷對朝鮮的忠誠心和實際能力，都有清楚的了解……
後世的曆史學家們一直在非議大明在壬辰戰争爆發前的漫不經心，這種指責是不公平的。
後世之人，生活在一個日本在全球地位十分重要的世界。
但從十六世紀的大明視角來看，日本不過是一隅蠻荒小國，偶爾會制造些諸如倭寇之類的小麻煩，還談不上動搖大明立國之本。
大明本身的事務已經相當繁多，對于一個遙遠島國的不靠譜的野心，沒有必要投諸太多關注。
而且種種證據告訴我們，大明對于頻繁響起的倭警，并沒有掉以輕心。
浙江、福建兩處的巡撫常居敬、趙參魯早在遞交倭警情報之後，就開始着手修造新的戰船、招募水手，還添加了各類新式火器——這些準備功夫并沒有白費，在數年之後，這些艦隊在戰争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神宗實錄十九年八月甲午條七、癸卯條九）——浙江甚至把中軍都司移至揚州，把徐州參将行營移至淮安，擺出一副如臨大敵的架勢。
其他沿海地區如兩廣、山東、天津等處，也都紛紛整修戰備，朝廷在三個月内連續兩次下文，提醒邊防将領地方大員，要提高警惕。
可以看得出來，大明的這些戰略部署，全都立足于一個大前提：“倭寇渡海，直入浙閩。
”
這是過去幾十年來倭寇入侵中國的标準路線，所以當秀吉要入侵的消息傳來，大明第一個反應，就是經略沿海，生怕大股倭寇跨洋而來，闖入中國腹心。
在一封兵部發給各處的公文裡，明确提出要“遠哨堵截外洋”，拒敵于國門之外。
這是與倭寇交手多年養成的防禦性心态。
多少年來，倭寇從來都是襲擾東南沿海，甫一登陸狂飙猛進，待地方糜爛之後再立刻撤走。
對付這種流寇，最好的辦法，就是建立一條綿密的海防，争取把敵人殲滅在船頭岸邊，以免為害鄉裡。
可見大明不是沒有準備，隻是基于過去的傳統的禦倭經驗，把戰略的重心放在了沿海。
至于日本人會不會從朝鮮走陸路，這個已經不用擔心，朝鮮人不是已經澄清了誤會嘛。
他們心向天朝，不會為日本人做向導。
就算日本人真開打，前頭也有朝鮮人頂着呢。
所以在未來至關重要的遼東地區，大明并沒有做什麼調整——其實還真不用做什麼部署，大明遼東地區本來就常年處于戰争狀态，和蒙古以及各邊境部落勢力基本是三月一小打半年一大打，從來沒消停過，早已經形成了一套完備的防禦體系，令出即動，不需要再多做什麼動員了。
所以大明朝這麼想、這麼做，無可厚非。
隻不過最奇怪的是，連朝鮮人都懷有這樣的心态，那就很叫人想不通了，果然不愧“小中華之名”。
朝鮮諸位使節辯誣成功，還被大明天子嘉勉了一番，陸續得意洋洋地返回漢城，升官封爵，君臣從上到下其樂融融。
一直到開戰前，李朝唯一做的準備，就是派了三位大臣去慶尚道巡視了一圈，打的是整饬軍備、修造堡壘的旗号，至于實際效果如何，隻有天曉得。
這種身踞火爐而不自覺的心态，遲早要出大事。
結果大事就真的發生了，而且還不遲，是非常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