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細節，讓我們可以充分體會到當時幾位對話者的心境。
韓應寅是焦慮、痛苦以及小無賴；而宋應昌則是無奈中帶着一絲不耐煩，還有幾分警惕。
宋應昌從來沒喜歡過沈惟敬——不獨是他，所有人都沒喜歡過這個誇誇其談的騙子。
大明官場有自己的一套内在規則，文武官員升遷拔擢都有規矩依循——而沈惟敬本是市井無賴，沒有任何功名在身，而且寸功未立，就這麼赤手空拳闖進官僚體系，作為秩序破壞者出現、他得授遊擊将軍之職也還罷了，居然還作為一國使者，代表大明與他國折樽沖俎，這實在是難以接受。
在中國史料裡對這個人的描述殊無好話，也是這樣一種情緒的表現。
石星怎麼想不知道，其他官員一提起這個人，可都是面上無光，覺得自己“被代表”了。
而且沈惟敬從事的工作，在大明官員看來并不光彩。
和談這種事太丢人了，就算是為了拖延時間的假和談，若公開出來也會被那些言官彈劾，惹出大麻煩。
因此，沈惟敬的和談行動隻在一些高層官員中流傳，下層官員與軍官都未曾予聞。
當韓應寅一提這個名字，宋應昌就極其敏感地頂了回去，不允許他繼續說下去。
這些朝鮮人太多嘴了，他那時候一定在心裡這樣想。
朝鮮對沈惟敬的疑慮，一直到十二月八日才被從北京返回的鄭昆壽消解。
鄭昆壽回到義州以後，把中朝關于出兵的争論以及決策全過程都講給李昖聽，李昖這才明白其中的曲折。
鄭昆壽還拿出了薛藩報告的抄本，摘出裡面提及沈惟敬和談的一段話：“遊擊沈惟敬奮不顧身，單騎通言，約五十日，緩其侵犯，以待我兵之至。
然而我以此術愚彼亦安知彼非以此術而愚我乎。
”
沈惟敬可以不信，薛藩是朝鮮大恩人，卻不能不信。
很快在遼東的韓應寅也傳回消息，他在遼東找到了一個軍方的重量級人物：右協大将，副總兵官張世爵。
張世爵早聽了這些人糾纏的惡名，也不啰嗦，直截了當告訴他：李如松總兵已經到遼東了，十五天内必然發兵。
又說你們錯怪沈惟敬了，我們是打算借和談之名誘敵人出來，再聚而殲之。
（《宣祖實錄》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至此李昖方才疑慮盡消。
沈惟敬之前的種種古怪舉動，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釋。
朝鮮人還安慰自己，沈遊擊不願意告訴我們實情，那是怕我們洩露軍情而已。
（《宣祖實錄》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十一日）
沈惟敬若是聽見，肯定會叫起撞天屈。
他早就把真實意圖告訴過朝鮮人，誰讓他們不聽！
就在一切都看似煙消雲散的時候，事情陡然起了變化。
十二月十三日，李昖與大臣們閑聊，說起沈惟敬，還在啧啧稱贊沈惟敬的計策真是不錯。
正說間，韓應寅一腳踏進來，滿頭大汗，手裡拿着一份文書。
李昖打開一看，有點懵了。
這份文書是前天剛表揚完沈惟敬的張世爵發出來的，提請朝鮮方面注意，說沈惟敬已經被拘捕，讓他們嚴密監視，不要讓沈惟敬的随從進入平壤城。
李昖百思不得其解，這不是大明定下來的策略麼，怎麼現在又成了罪人了？
文書裡提及到沈惟敬的罪名主要有三點：第一，洩露軍情給倭寇；第二，沈惟敬帶的都是江浙老鄉，不帶遼東人；第三，擅自與敵人議和，而且剛談好條件，小西行長就撕毀條約，攻下了平壤附近的中和土城。
（《宣祖實錄》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這三點罪名十分牽強。
第一條罪名沒有任何憑據，沈惟敬反倒帶回不少倭寇的情報；第二條罪名莫須有，沈惟敬身邊雖無遼東人跟随，但北京兵部明明派了随行婁國安；第三條更是欲加之罪，小西行長攻下中和土城的時候，沈惟敬甚至還沒進入平壤，遑論和談。
怎麼原本還為沈惟敬辯誣的遼東諸将，突然之間翻臉比翻書還快了呢？
李昖不知道的是，此時在遼東境内，正在爆發一場極其突然的倒沈運動。
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找來朝鮮使者，深入追究沈惟敬的經濟問題，仔細查問沈帶入朝鮮的銀兩布匹究竟都花到哪裡去了，是否有任何違紀行為。
他還給朝鮮使者們偷偷給看了兩道密信。
這兩封密信來自于石星和宋應昌，裡面的内容大同小異：沈惟敬與倭寇議和之事，是他自己胡來。
大明專心一緻讨伐，沒有别的想法。
使者大驚，想把信的内容抄給國王看，卻被李如柏拒絕了。
到了十二月十七日，大明的态度變得更加清晰。
李如松在遼陽明确指出：“沈惟敬那個老騙子，根本不值得信任，我從來沒信過他半點。
”據說，當沈惟敬去面見這位大名鼎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