潰戰。
泗川舊城的日軍在明軍的逼迫之下兵敗如山倒，這些勇猛的薩摩兵徹底喪失了戰意，紛紛扔下辎重，朝着他們唯一的希望——泗川倭城跑去。
明軍自然毫不客氣地從後面掩殺追擊，殺得倭寇哭爹喊娘，一直追到倭城下才被鐵炮射回來。
在亂戰中，日軍一員叫做伽麻可末餘九業的大将被斬殺。
這個名字出自于朝方史料，已經很難還原成日文名字，從讀音分析，應該是川上家的某一個族人。
他算是最倒黴的了，可兩位主帥也好不到哪裡去。
相良豐賴身負重傷，幾乎死在半路；川上忠實更慘，他爬進城裡的時候，已經不省人事，事後一清點，居然身中三十六箭，快成刺猬了。
明軍驅散了日本人，占領了泗川舊城，取得了一場勝利。
不過董一元知道這場勝利無足輕重，因為明軍是進攻方，對他們來說泗川舊城是雞肋，守之無用，棄之可惜。
他真正的目标，始終隻有泗川倭城一個。
董一元不想在這個地方呆太久，他下令把舊城和東陽倉裡的所有糧草都付之一炬，然後收兵回營。
東陽倉裡是島津家多年積蓄下來的糧草，連續燃燒了兩天兩夜，煙霧才徐徐散去。
島津義弘在城頭看過去，心疼的不得了——可就算是難受到了這份兒上，他還是不肯出城與明軍作戰。
關于這一場戰鬥，有一件相當奇怪的事情。
明軍的作戰記錄，是說斬敵一百三十餘級，而日方的記錄則是損失一百五十人，數字差别不大。
可是，明軍的參戰部隊總數，是七千人，算上朝鮮人，八千出頭。
以八千人追擊三百人，居然隻幹掉了一半，明軍的戰鬥力，是不是太弱了？
可再仔細一想，泗川舊城關系到東陽倉數萬石糧草，島津義弘坐擁萬餘大軍，卻隻派了三百人去守衛糧倉重地，未免太過兒戲了。
三百守軍這個數字，出自于《征韓錄》，同樣是這本書，還提及到了另外一個數字，即寺山兼久在望津峰南江防線的兵力，總數是兩百人。
要知道，明、朝史料裡都提及，日軍在看到明軍渡江時的第一個反應，不是撤退，是堵截。
寺山兼久不是軍神，他如果麾下隻有兩百人的話，怎麼可能會試圖對抗明軍近四萬人的渡江？
再回想一下《征韓錄》裡對島津放棄望津、昆陽、永春三營的解釋，我們便會釋然了。
《征韓錄》一直在拼命為島津義弘在初期的不利找借口，它為了證明島津義弘不是戰敗而是誘敵深入，必須要把日軍在泗川外圍部署的兵力數寫的很小——你既然要誘敵深入，當然不會設置重兵在外頭。
《征韓錄》裡的數字，可信度非常之低，為了政治服務可以信口胡言。
比如他們會說泗川之戰明軍總傷亡人數是三萬八千七百人，有零有整，都快接近中路明軍的總數。
這些傷亡數字都可以胡吹，為了證明島津義弘的英明，修改一下防守兵力的數字，根本不算什麼。
于是就有了“望津兩百人”、“泗川舊城三百人”這種奇特的數字。
最直接的反駁證據，是明軍在突破南江的時候，焚燒了日軍營盤裡的倭房兩千餘間。
如果日軍守兵隻有兩百的話，平均一個人要住十間房，實在荒謬。
也許有人要說，日軍是故意設置很多空營，來迷惑明軍也說不定。
這是有可能的，曆史上也有類似的戰例。
可是不要忘記，島津義弘如果要搞誘敵深入，應該是讓明軍感覺日軍越弱小越好，而不是虛張聲勢。
設置出這麼多空倭房來，根本毫無必要。
而在泗川舊城下的這場戰鬥，明方史料《兩朝平攘錄》亦有與《征韓錄》相矛盾的地方，明确記載“數千倭倉皇出戰”。
兩者誰更可信，想想就能明白。
面對區區三百名倭寇，董一元絕不可能置倭城大軍于不顧，派八千人去圍攻。
而實際情況是，董一元确實動員了八千人趕到泗川舊城，那麼原因隻有一個：此處的敵人數量很多，必須要有八千人，才能确保勝利。
因此，我認為臨津與泗川舊城兩處的守軍，都在數千人以上，前者大概是一千五到兩千人，後者大約兩到兩千人到兩千五百人。
《征韓錄》在這裡，玩的是一個數字花樣，隻記錄了寺山兼久、川上忠實、相良豐賴三個人的直屬兵力——他們三個人的領地石數确實不高，帶來朝鮮的兵力大概也就數百人左右。
可惜的是，這時候不是戰争初期，而是戰争末期，日軍處于極度的戰略劣勢，非常時期已經沒有時間再去窮講究“武将兵力以領地石高為限”的原則。
島津為了加強防守，從其他家臣麾下抽調部隊，給他們三個人配備了超出石高數的兵力，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附近就有一個例證：立花宗茂的額定兵力是三千人，但在這個時期，他帶兵數達到了七千人。
明軍八千人對兩千五百人進行了短暫的追擊戰，一共獲得一百三十餘級的斬獲，實際殲滅一百五十人。
這一系列數字，比起《征韓錄》裡給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