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少年來，談起意識流，不少人似乎認為，那純粹是藝術技巧或創作手法的問題，這類小說沒有多少思想性和社會意義。
在西方，也有人持相仿的觀點。
例如，當代英國影響頗大的文學評論家裡維斯教授批評弗吉尼亞·伍爾夫（1882—1941）的作品意義不大，價值不高，因為其小說未充分反映現實，盡管她是技巧卓越的藝術家；并說，以伍爾夫為核心的勃盧姆斯伯裡集團[勃盧姆斯伯裡是倫敦地名，文化中心區，伍爾夫蔔居之處，在不列颠博物院附近。
]，乃是一群孤芳自賞、蔑視傳統與其他流派的文人雅士，心胸狹窄，視野不廣。
我國某些評論家也有類似的論調，譬如有人指責伍爾夫“對生活和現實的看法是片面的，她忽視了人的社會性，把人際關系和主觀感受放在社會的真空中來觀察和描寫”。
對意識流作家及作品的另一重要觀點，涉及傳統與創新。
相當流行的一種見解是：在當年（20世紀20—30年代），意識流是嶄新的、獨創的文藝理論與創作方式，完全擺脫傳統，反其道而行之。
以上所雲，均有一定根據與道理，但又不盡然。
因為，意識流小說并非一味注重技巧，而是同作家的人生觀、作品的思想内容密切相關的；在某些篇章中具有相當強烈的社會性，以至尖銳的批判性；或許可以說，在這方面不亞于現實主義小說吧。
弗吉尼亞·伍爾夫以及某些趣味相近的文人，并非純粹的象牙塔裡的精神貴族，而是在一定程度内，具有社會意識與民主傾向的知識分子，有時頗為激烈，甚至偏激哩。
不過，歸根結蒂，伍爾夫之輩是以資産階級的個性主義、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和非理性主義來揭露與批判僞善的、扼殺性靈的資産階級倫理、習俗、偏見和理性主義，貌似一針見血，其實浮光掠影而已。
總之，這位女作家同她針砭的對象，宛如一棵樹上的花果枝葉，色澤或濃或淡，個兒或大或小，盤根錯節，姿态橫生，外觀異趣而根子則一。
就社會意識和民主思想而言，弗吉尼亞·伍爾夫曾在一些論著中表達了自己的體驗。
譬如，在論文《斜塔》（TheLeaningTower）内，她以形象化的比喻描述：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現代英國傑出的作家大都出身于上層階級（除了戴·赫·勞倫斯），攻讀于高等學府，可稱“天之驕子”，踞于金塔之頂，不了解也不想接近大衆。
然而，一九一四年之後，這座寶塔逐漸傾斜了，作家們再也不能“閉塔自守”，而逐步認識到：金塔原來是建立在非正義的基礎上，易言之，他們的家世、财富與教養，都來源于非正義的制度。
即使像勞倫斯這個礦工的兒子，成名後也不會保持礦工的本色。
伍爾夫特别同情一般婦女與窮人，在各種場合及著作中為他們呼籲，成為現代西方女權主義的先驅者。
她強調，應該維護這兩種人的權利，提高其社會地位。
例如，在名著《自己的房間》（ARoomofOne’sOwn，1929）中，她主張，每個有志于文藝的婦女都應有自己的書齋，不受幹擾地進行創作。
在這本小冊子的開端，她先描寫有一次參觀“牛橋”[“牛橋”（Oxbridge），此詞是拼湊牛津（Oxford）與劍橋（Cambridge）而成的“新詞”，含有對老牌大學的諷嘲。
]的感受。
據說，由于她是女人，就被禁止在堂堂學府裡男研究員們用的一塊草坪上走動。
此外，在不列颠博物院等圖書館内，男子撰述的關于女性的書汗牛充棟，而婦女所寫的關于男性的書卻絕無僅有，豈非不公平之至？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伍爾夫在文章及演講中表示懇切的希望：戰後能建立沒有階級的社會，其中所有的人，不論男女或窮富，都有享受教育和文化的權利。
此外，她還在書信内企望消除有産者同無産者的隔閡，讓工人成為作家，從而使生活變得豐富多彩，文藝更多樣化。
在當時的英國社會條件下，這些理想近乎“烏托邦”，但畢竟表達了這位女作家的民主傾向。
正由于伍爾夫有這種思想，她在作品裡對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陰暗面與頑固勢力加以諷刺、暴露及批判；同時，對于被欺淩、被壓抑的“小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憐憫。
就以《達洛衛夫人》為例，伍爾夫曾在日記中明确地闡述這部小說的主題思想和社會意義：“在這本書裡，我要表達的觀念多極了，可謂文思泉湧。
我要描述生與死、理智與瘋狂；我要批判當今的社會制度，揭示其動态，而且是最本質的動态[見伍爾夫《日記》，1922年6月18日；引自昆丁·貝爾作《弗吉尼亞·伍爾夫》評傳，第2卷，第99頁，屈拉特—格